先让我出一道谜题：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加剧，而全球整体的不平等却有所减轻？
这道谜题的答案是“长期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国内的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增长仍使数亿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水平。
这种趋同并不可怕。经济增长不是零和博弈。但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增长？
增长的源头或许并非你所想
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显然与公共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存量的差异有关。那么，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是否只需加大对道路和桥梁的投资？
前苏联曾尝试这种做法，但失败了。
问题在于，实体资本只能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大约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由一种更为模糊的概念来“解释”，经济学家称之为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我之所以给“解释”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只能把 TFP 作为人均收入中无法由资本解释的剩余部分来衡量。
关键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最多只能让最贫穷的国家走完赶上富裕国家所需路程的三分之一。更糟的是，所有国家的资本积累都会面临收益递减。
的确，每名劳动者拥有的机器和设备越多，人均收入就会增加，但增幅远不及成比例增长。资本积累并非通往繁荣的捷径，很快就会变得像从石头里榨血一样困难。
资本收益递减这一预测，是宏观经济学本科生数十年来一直苦苦学习的 索洛—斯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洞见；而那些寻求以公共或私人基础设施作为增长灵丹妙药的政客，若对此置若罔闻，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不过，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些假设和预测可能并不正确。下面就是一个重要例子。
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助力中国增长？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很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政策实验，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后果。但这项政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
索洛—斯旺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人口增长率下降会提高人均收入，因此该理论会回答“是”。
然而，有意思的是，即使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此类影响存在的判断正确，人口增长放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估计影响幅度仍相对较小（见 此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有限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口增长放缓只会带来暂时的经济增长提速。
具体而言，普遍接受的理论认为，长期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变革——也就是说，假定它不受人口增长或资本积累的影响。
技术变革由什么来解释？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了一种包含“内生”技术变革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可能取决于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他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新思想的产生与知识部门从业人数联系起来（可以把这理解为投入研发的努力）。这些新思想提高了其他所有生产常规商品和服务者的生产率——也就是说，思想会提升 TFP。
内生增长理论有许多变体，但一个稳健的预测是：人口增加，或从事知识部门工作的人口占比上升，都会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理论之所以相当激进，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口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一预测意味着新古典增长理论，甚至可以说包括可追溯至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更悲观的人口经济理论，都彻底判断错了。
显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出于社会原因是个错误，出于经济原因也是如此。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中国人口若更多，就能创造更多新思想，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因此实现更高增长。
第二，由于经济学家将思想归为“非竞争性”（这意味着，我使用一个思想，例如食谱或数学公式，并不会妨碍你使用它），只有在存在专利和版权等知识产权时，才会有经济激励促使更多人从事知识部门工作。因此，为了刺激增长，有必要限制知识部门的竞争，尽管这会给经济带来其他扭曲和差异。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策产生过影响吗？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很难指出某项具体政策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坐下来读了一篇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学术文章才得以实施。保罗·罗默最近曾公开感叹，研究增长理论的学者之间的争论阻碍了该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见 此处、 此处和 此处）。
不过，罗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政客如今已广泛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概念，例如“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来讨论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詹姆斯·莫利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副院长（研究）。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阅读 原文。本文的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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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莫利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副院长（研究）。
图片：一名男子乘坐自动扶梯，附近是上海浦东金融区的上海中心大厦（右，建设中）、金茂大厦（中）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左）。路透社/卡洛斯·巴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