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经济学家产生分歧?

是什么让经济学家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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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经济学日益借助数学与统计学,并逐渐具备科学的抱负,其从业者便屡屡遭到各类指责。这些指控包括狂妄自大、忽视收入之外的社会目标、过度关注形式化技术,以及未能预见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态。这些批评通常来自局外人,或异端的边缘阵营。但近来,连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似乎也颇为不满。

保罗·克鲁格曼是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为报纸撰写专栏,他习惯于猛烈抨击宏观经济学中最新一代的模型, 指其忽视老式的凯恩斯主义基本道理。新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保罗·罗默指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内的一些主要学者,都存在他所称的 “数学化”(mathiness) ——即用数学来混淆而非澄清问题。

芝加哥大学杰出的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批评该学科 忽视现实世界中的行为 ,转而青睐那些假定人是理性优化者的模型。金融学教授 路易吉·津加莱斯,同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指出其金融学同行通过 夸大 金融业所产生的收益,把社会引入了歧途。

这种由学科领军人物进行的批判性审视是健康且值得欢迎的,在一个常常缺乏自我反思的领域尤其如此。我自己也多次质疑过该学科的神圣信条,即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但这一轮新的批评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明确指出并予以拒斥。经济学并非那种可能存在一个在所有情境下都最为有效的唯一模型的科学。正如罗默所言,问题不在于“就哪个模型正确达成共识”,而在于弄清楚哪个模型最适用于特定情境。而且,这件事始终是一门技艺,而非一门科学,尤其是在必须即时做出选择的时候。

社会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因为它是人为构造的,因而几乎可以无限塑造。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科学进步并非靠以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靠扩充其模型库,每个模型都揭示一种不同的社会情境。

例如,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关于不完全竞争或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未使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前代模型过时或失去意义,它们只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情境需要不同的模型。

同样,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使我们更好地分析那些此类因素可能很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未取代理性选择模型,后者在其他情境中仍是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糟糕的指南。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最适合分析通胀和失业水平;而在其他时候,包含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会表现得更为出色。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写过一篇 短篇小说 ,仅一段文字,或许是对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引。故事中,他描绘了一个遥远的国度,那里的制图学,即绘制地图的科学,被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一省的地图详细到与一座城市一样大,而帝国的地图则占据了整个一省。

后来,制图师们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们绘制了一幅与整个帝国一一对应、分毫不差的复制品。正如博尔赫斯略带讽刺地指出的,后代无法为这样一幅笨重的地图找到任何实际用途。于是,这幅地图被遗弃在沙漠中腐烂,连同它所代表的地理学一起。

博尔赫斯的观点至今仍 让许多社会科学家难以领会 :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最佳方式,不是设计越来越精细的模型,而是一次只研究一种因果机制如何运作,然后弄清楚哪一种在特定情境中最为相关。

如果我们从家开车去上班,我们使用一张地图;如果要去另一座城市,则需要另一张。若是骑自行车、步行,或打算乘坐公共交通,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经济模型之间进行取舍,即选出更有效的那一个,比选择合适的地图要困难得多。从业者运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实证方法,但熟练程度参差不齐。而在我即将出版的书籍 《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经济学培训未能让学生充分掌握该学科所需的实证诊断能力。

但该职业的内部批评者错误地声称,学科已经走偏,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尚未就“正确”模型达成共识(当然,是他们各自偏好的模型)。让我们珍视经济学的全部多样性,包括理性与行为、凯恩斯主义与古典、次优与最优、正统与非正统,并把精力投入到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用哪种框架之上。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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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 Rodrik,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图片:2007年2月14日,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REUTERS/Nicky 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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