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兰·伯罗在接受访谈时警告说，如果不协调开展国际就业创造工作，我们将陷入恶性循环。访谈属于 风险应对网络的“假如？”系列。您可在此阅读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就业问题的最新报告： 此处。
您的主要专业领域和当前研究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代表劳动者。我以许多不同方式开展这项工作，因此，专业领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危机 应对框架下处理冲突或劳动者面临的风险，也可能是在发展框架下提出替代性增长战略，以创造就业和收入，而收入是需求的基础。也可能是在权利框架下，向法院或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正式申诉，起草劳动法，开展反种族主义和仇外运动；还可能是就生活水平、工资、工作条件以及保障稳定生活水平和就业安全的权利进行谈判 。
在研究方面，我们目前关注就业。我们认为就业危机 是一颗社会定时炸弹。人们没有工作，就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安全感。如果劳动缺乏社会保障支撑，人们就有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就业、就业、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根本议题。我们正积极推动社会保障议程。
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是什么？
最紧迫且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是失业危机。全球有2.1亿人失业，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女性和年轻人，没有被统计数据记录在案。
每年有4500万年轻人试图进入无法容纳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未来10年我们不能创造6.2亿个就业岗位，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就业保障、收入保障以及养家能力的需求。世界已经忘记了曾经的首要目标之一：充分就业。失业可能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危机， 带来社会紧张、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稳定。
如果没有就业岗位或充分的社会保障，就没有足够收入形成消费基础，进而带动需求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忽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经历着无就业增长。过去三到四十年间（视国家而定），劳动生产率转化为工资的份额一直处于最低水平，不平等也在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前，不平等已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问题；如今，随着第二波金融灾难到来， 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上的不作为加剧了这一问题，也增加了世界未来面临的风险。
您会如何将这一风险描述为一个假设情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怎样？
如果各国政府继续无视失业危机，社会紧张局势的风险将十分严重，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也确实会受到威胁。
谁受到的影响最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无视失业危机，没有人能从中获益。家庭不会获益，因为家中可能有失业的子女，也可能有失去工作且找不到新工作的年长劳动者。政府也不会获益，因为街头会出现社会紧张局势，就像我们如今在希腊、西班牙和以色列看到的那样。中东的革命也表明，当人们缺乏安全保障时会发生什么。
社会也不会获益，因为安全社区会消失，甚至民主也会受到威胁。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年轻一代中有45%至70%失业且看不到希望，可能会爆发内战乃至全球战争。年长劳动者则面临绝望处境：无力照顾家人或父母。在许多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中，这种情景已经令人不忍设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促进就业，也必须采取行动加强社会保障。
您认为我们为应对这种突发情况做好了多少准备？
每位政治人物都承认，就业增长是优先事项。当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就业计划等举措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理论上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没有任何一国领导人能够独自解决问题。这需要一项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
您认为应对这一风险的首要缓解措施是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国际合作。全球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各国政府虽然必须从本国利益和国情出发采取行动，但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共同行动，制止银行业和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 ，让我们看到了协调行动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就不能指望市场提供就业基础或推动所需的收入增长。要提供社会保障，需要采取就业和税制改革，并使非正规部门正规化。
分享最佳实践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还不够。我们需要 采取行动 推广最佳实践。G20国家和今年的里约+20会议都必须对就业问题抱有紧迫感。各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不只是解决环境或金融问题，还要应对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这意味着要促进就业增长并加强社会保障。我们还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承认较慢增长将成为新常态。
我们乐观地认为，各国政府会同意成立就业工作组。这不能止于空谈。工作组必须提出并落实协调一致的战略，为人们带来希望和真正的机会。
从风险的另一面看，这一情景带来哪些机遇？
首先，妥善应对社会老龄化蕴藏着巨大机遇。如果税制设计得当，并使非正规部门正规化，我们就能扩大税基，以应对老年护理行业的就业问题。
绿色经济是另一个蕴含重大机遇的领域。2%的投资短期内可带动创造1000万至2000万个就业岗位。我们需要制定有利的立法，释放私营部门投资潜力。投资绿色经济的作用不止于推动就业增长。经济增长必须置于更绿色、更可持续的背景之下。每一个新岗位都必须是更绿色的岗位。
基础设施建设是创造就业的第三个机遇。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日渐破败，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基础设施缺口。各国政府几代以来都在这些领域投资，以创造就业并推动经济发展。
真诚对话能够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必须避免相互指责带来的屈辱，寻求合作策略，让每个人都能向前迈进。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有两个目标：充分就业和减少不平等。这些目标必须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并作为新社会契约的基础，在更绿色的经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协调行动的必要性，但要实现真正的改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G20成立时，我们许多人相信，由20个国家组成的伙伴关系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并形成一个愿意采取行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领导人联盟。这些国家占全球GDP的75%至80%，人口占世界多数，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重要且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我认为，我们在伦敦和匹兹堡看到的正是这一点。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展现出真正协调一致的参与意愿，并共同致力于整顿金融业。还记得他们承诺金融业绝不会再掌控实体经济吗？他们食言了。他们承诺优质就业将成为经济复苏的核心。他们又食言了。如今我们面临第二场危机。对于希望看到积极前景的人来说，这是第二次把事情做对的机会。人们曾期待戛纳展现严肃的领导力；今年，他们将把目光投向墨西哥。但除此之外，我认为，G20能否作为一个受信赖的国际治理机构继续存在，取决于它是否准备好采取行动。
尽管各国有责任推动本国发展，但如果缺乏全球治理和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合作态度，我们将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陷入恶性循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摆脱。
收听夏兰·伯罗在世界经济论坛的 播客中谈论失业风险。
图：雅典举行的反对希腊紧缩措施示威（路透社）
夏兰·伯罗 是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也是世界经济论坛 就业与社会保障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