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突破10亿后会怎样?

中国城市人口突破10亿后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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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10年11月进行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该国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城镇人口比例达到49.7%,较2000年上升13.5个百分点。

  • 经过数十年高度管制的城镇化进程(这导致城市规模明显偏小)(Au and Henderson 2006),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推动的城镇化在速度和规模上均前所未有,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 预计到2030年,将有10亿人口居住在中国城市中,该国如今面临着极为艰难的政策抉择:如何管理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如何提供充足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如何保障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加速城镇化也可被视为一个机遇,通过获取城市集聚带来的收益,维持经济增长。

城市过多而人口过少?

经济地理学通常预测城市规模会带来正向回报,这与一系列集聚效应相关,包括纯粹的知识溢出、投入品共享以及劳动力池化。因此,城市规模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名义工资,这些渠道包括更好的技术、更高的劳动效率、更高的商品价格以及更低的其他要素成本。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自21世纪初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急剧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这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外来移民流入可能影响本地居民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担忧。由于农村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一个主要担忧是,城市中非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农村移民的流入将对工资形成下行压力,尤其是对非技能的本地城市居民而言。这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移民所引发的类似担忧相呼应。然而,本地工人与移民工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互补性(Meng and Zhang 2010),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对本地工人产生的诱发性正外部性,可能会抵消非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中(Combes、Démurger和Li,2013),我们评估了中国集聚经济的规模,并在估计集聚经济时明确考虑了内部移民的作用。实证分析依赖于2007年在中国16个省份83个城市收集的14,590名工资劳动者的个体数据。该数据库仅限于城市户籍持有者(即持有居住证者),未包括农村移民。因此,所观察到的工资差距仅指城市居民(“本地人”),不应推断我们所识别的中国城市间工资决定因素同样适用于移民工人。

城市之间的工资差距极大,最高平均工资与最低平均工资之比超过5。从城市规模(就业密度以及土地面积)和工资两方面来看,也都能观察到明显的地理分散现象。2007年,平均就业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14名工人,但第九分位数与第一分位数之比为36.9,凸显出城市间的巨大差异。地理分散明显以沿海与内陆的差距为主,不过内陆省份中也存在人口密集且工资水平较高的区域。最后,描述性统计显示,城市层面的平均收入与就业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与法国(Combes、Duranton和Gobillon 2008)等发达国家相比,估计的单维弹性约为0.14,明显更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所带来的收益更大

我们发现,区位因素对中国的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它解释了名义工资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在控制了个体和企业特征(并对城市特征进行工具变量处理)之后,工资相对于就业密度的估计弹性仍约为欧洲或北美类似设定下通常结果的三倍。位于密度高出一倍的城市,在中国可使工资提高8.7%。我们还发现,中国的集聚经济比西方国家更具本地化特征:本城密度的影响更大,本区域和城市专业化的影响同样更大,而邻近城市规模的影响则较小。

这些估计结果支持Henderson(2009)关于“城市过多而人口过少”的论断,该论断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证据,并表明城市地区仍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正在逐步填补这一缺口。然而,中国仍存在一个相关且争议较大的问题,即未来城市的最优规模:应优先扩张现有的特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规模城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由于人口过度分散,可能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与2002年相比,尽管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流量不断增加,集聚经济并未明显衰减。

图1总结了所研究的83个城市中,扣除个体和企业特征后的年名义工资与就业密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图中标出了若干城市,以凸显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明显差距:在右侧,大多数密度极高的城市位于广东省,该省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经济体之一;在左侧,密度较低的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如甘肃省天水市,以及云南和山西省的其他城市)。

图1。中国城市,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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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金昌和天水为甘肃省城市;泉州为福建省城市;珠海、广州、东莞和深圳为广东省城市。变量取对数。

除集聚效应外,内部移民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

关于内部移民外部性,我们发现,本地移民比例对本地工人工资具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且该影响并不会明显替代其他集聚收益。例如,保持本地工人数量不变,若移民迁入某城市,使其在总就业中的比例从中国城市分布的第一四分位数升至最后一四分位数,则该城市的生产率将提高10%。其中三分之二的增长源于移民所产生的外部性,三分之一则源于移民流入带来的总就业增加所诱发的集聚效应。因此,内部移民不仅通过带来就业密度的提升而提高生产率,还因为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工资产生了正外部性。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农村移民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贡献日益增多。它们支持了移民与本地工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非挤出效应的假设。这与农村移民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为其他本地产业提供支持的情况完全相符,从而促进了城市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图2展示了移民比例与年工资(扣除个体和企业特征后)之间的关系。同样,广东省的城市(如深圳)已经受益于高密度,其移民比例和工资水平也更高。相比之下,天水等内陆城市则同时面临低密度和缺乏移民的问题。最后,还可观察到,一些城市从密度中获益更多,而从移民中获益较少(如上海),反之亦然(如东莞)。

图2。中国城市,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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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金昌和天水为甘肃省城市;泉州为福建省城市;珠海、广州、东莞和深圳为广东省城市。变量取对数。

除就业密度和移民对城市生产率的总体较大估计影响外,集聚效应还可能因技能、职业、性别等因素而对不同个体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未涉及基于地方的外部性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异质性问题,但就最优的地方经济结构而言,未来研究可沿此方向展开。此外,空间集中是否提高个人福利,本文同样未予研究。要对此进行评估,还应估算生活成本如何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并将我们所揭示的生产率收益与这些成本进行比较。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便对西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但对中国而言,这显然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方向。

本文首次发表于 voxeu.org

作者: Pierre-Philippe Combe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教授,任职于艾克斯-马赛大学GREQAM,同时为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附属学者。 Sylvie Démurg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教授,任职于GATE里昂-圣艾蒂安。 Li Shi,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收入分配研究院代理院长。

图片:一名建筑工人在上海穿过大道,望向浦东金融区。REUTERS/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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