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称，希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ECB）和欧盟委员会（此前称为“三驾马车”）可能终于就完成当前（第二轮）经济调整计划的最终审查达成初步协议。这将释放希腊在下个月履行到期义务所需的资金，也将使希腊政府能够向供应商支付过去几个月拖欠的款项。
与陷入混乱相比，达成完成第二轮计划的协议固然更可取，但这既无法恢复信心，也不能消除希腊当下面临的深层经济、金融和政治不确定性。政策失误和不确定性已使经济重新陷入衰退螺旋，并导致失业率明显上升、存款流失和流动性紧缩。因此，重点应迅速转向制定一项高效、切实可行且真正推动改革的新计划。
希腊与欧元区伙伴及国际贷款方的关系十分脆弱，充斥猜疑、不信任和论战式言辞。与此同时，希腊国内对该国在欧洲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日益两极化。归咎于谁并无助益，尽管责任确实各方都有。决策者必须着眼未来，并让希腊民众及其伙伴相信，该国在货币联盟中拥有可行的未来。若没有可信的长期计划，哪怕只有概要，无论现在达成什么协议，都无法得到履行。
为帮助恢复对话、重建信任，我们于5月18日至19日在伦敦商学院召集了由资深利益相关方、学者和评论人士组成的多元群体，讨论持续中的希腊危机。我们的目标是为伙伴间的讨论提供信息，并推动各方就未来数年战略的实质内容拉近立场。1
与会者形成了显著共识：希腊应尽快与伙伴达成一项新协议（合同/谅解备忘录），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尽快完成当前计划的最终审查。该审查原定于2014年底完成，但已两度延期（先由上一届希腊政府延至2月底，随后由现届希腊政府延至6月底）。
第二，就后续（接续）计划的目标和手段达成一致，且不应重蹈过去的错误。
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先决条件，是恢复过去几年不幸已消散的信任。
完成当前计划
关于完成第二轮计划的协议必须减少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恢复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它不能只是“延期并假装一切如常”。短期来看，似乎有三个关键议题：财政、养老金和劳动力市场。
财政：令人遗憾的是，当前谈判（启动得很晚，主要是希腊政府官员造成灾难性拖延）再次聚焦于财政措施——主要是增税和削减部分支出。希腊政府采取“创造性模糊”的错误做法，而各机构同样错误地奉行“假装并延期”策略；伴随而来的不确定性使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税收负担因此增加。过去几个月税收收入大幅下滑。
2014年末的预测是，希腊2015年可以实现相当于GDP 2-3%的温和基本财政盈余，而无需大幅追加财政措施。但衰退再度出现、不确定性加剧、投资环境低迷，使设定显著盈余目标完全不切实际。现在进一步增税或削减支出会适得其反，只会加剧衰退。希腊产品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流动性紧缩（银行业困境）以及内向型经济，意味着财政紧缩会产生强烈的凯恩斯主义效应（乘数效应很大）；因此，如今大幅收紧财政将适得其反。
当然，希腊必须继续奉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目标必须调整，以反映现实。
第一，2015年的目标应仅为实现预算平衡，或许取得微小（象征性的）基本财政盈余。
即便本财政年度要实现预算平衡，也需要采取可能破坏脆弱希腊经济稳定的重要措施。遗憾的是，税收负担又将落在劳动者和养老金领取者身上——过去一年并未认真打击逃税行为。
第二，希腊政府应承诺在2016-2018年实现相当于GDP 1.5%至2.5%的基本预算盈余；如果增长恢复，之后几年或许还能进一步提高。
希腊政府应认识到，重回财政赤字和民粹主义政策的时代无助于经济反弹；各机构也应认识到，进一步收紧财政只会成为糟糕的经济政策。
养老金：各方应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a) 处理提前退休计划这一重大问题，以及对一般退休年龄的大量例外；(b) 坚持补充养老金基金不得出现赤字的原则，同时由各机构允许相关削减设有一定过渡期；(c) 加大力度减少社会保障缴费逃缴。鉴于“豁免”规模如此之大，单纯提高一般退休年龄是荒谬的；只有在纠正了可耻的提前退休计划之后，才可考虑对新雇员实施这一政策。希腊政府应向希腊民众说明，这些干预措施公平且必要；现行制度既对年轻人不公，也显然难以为继。
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强调，鉴于过去几年已进行了大幅自由化，似乎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并非优先事项；各机构此时坚持要求更多改革是错误的。取消对大型企业解雇员工的限制是未来的一项目标；增长反弹后，希腊政府或许可以对此作出承诺。现在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而应采取务实态度。
迈向新计划
要实现长期可行的前进道路，希腊政府——更广泛而言，希腊政治体制——必须承担起新计划的主导责任，该计划应以恢复希腊经济竞争力为目标。新计划应针对希腊的独特情况量身制定，而不应从其他经验中“复制粘贴”。计划应由希腊人制定，政府应善用希腊学者、商界人士和前政界人士丰富的人力资本与专业知识。国际机构显然可以且应当提供帮助，但由希腊人制定新计划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提高其成效和合法性。尽管时间所剩无几，最好仍让公众、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一过程。
必须向希腊民众说明新计划的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只有有效沟通，才能提升计划的合法性，并为公共行政、产品市场和司法体系改革争取亟需的社会支持。改革这些领域是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应列为首要任务。
新计划/合同应着力改善希腊经济的深层弊病，即国家能力薄弱、公共行政效率低下、机构运作失灵且被利益俘获、投资者保护不足，以及法院效率低下且办案速度慢得荒谬。政府必须表明推进深层结构性改革的决心。这些改革而非进一步削减工资，是提高希腊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政府需要释放强烈信号，表明其有政治意愿处理公共行政中的根深蒂固的腐败、逃税问题，以及将政党、媒体和行政部门联系起来的复杂寡头体系。
目标是大幅改善营商环境，让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得以发挥。希腊经济需要重新洗牌和范式转变，将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重新配置到面向出口的企业和技能密集型行业。
优先事项应包括：
大力改革寡头垄断的产品市场，消除大量（行政、监管、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准入壁垒。
改革必须取消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成本，避免其阻碍外国和国内投资。尽管近期有所改善并实施了一些改革，希腊在大多数用于衡量营商便利度的跨国指标中仍得分很低。遗憾的是，过去许多改革已被逆转。
完善并现代化财产权、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的法律框架。
希腊既存在立法质量低下的问题，也缺乏法院在事实上提供的有效保护。上一届和现届政府近期出台的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个人责任的立法措施，更使情况恶化。
亟须对公共行政部门进行重大重组和改革，大幅提升国家的行政能力。
公共行政部门应摆脱党派色彩，不受政党和政治周期左右。在这方面，希腊政府至少应尊重希腊银行、希腊统计局和希腊金融稳定基金的独立性。同时，行政部门应推动税收征管机制及各类监管机构（例如希腊资本市场委员会）保持独立。遗憾的是，希腊新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早期决定党派色彩浓厚，延续了自1974年恢复民主以来（除少数例外）希腊政治的惯常模式。
改革税收征管。
迫切需要大幅简化税法，并推动税务机关计算机化。除其他措施外，政府还应招聘IT专家（各机构不应以预算为由阻止此类招聘）。同时应为电子支付和电子增值税清算提供激励。政府尊重并进一步保障首席税务官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也至关重要，不应沿袭历届政府持续干预税务官员工作的做法。
实现司法体系现代化；该体系办案速度慢得荒谬、形式主义严重、效率低下且不公正。
希腊政府应以近期改革为基础，但不应采取渐进方式，而应大力推进，因为该体系需要一次“大推动”。必须处理大量积压案件，行政法院和税务法院的积案尤为严重。政府和各机构应考虑聘用兼职法官，并在周末和夏季开放法院。中期改革包括设立专门法院、推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改善制衡机制；鉴于希腊法院缺乏计算机化且局面混乱，这些制衡机制目前并不存在。遗憾的是，这些议题似乎未列入议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它们显然与希腊经济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密切相关。
应对希腊银行地位脆弱的问题。
尽管2013-2014年银行成功完成资本重组，但经济下行、不确定性和存款流失相互作用，不良贷款已大幅增加。恢复流动性和私人信贷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各机构和希腊政府应达成协议，将不良贷款转移至一家由存放在欧洲稳定机制-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EFSM）特别账户中的资金提供融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坏账银行”）（约100亿欧元，但所需资金更多）。不过，国家对坏账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参与应尽可能少。过去，希腊银行曾被政治体系用于政治恩庇、保护内部人士和换取媒体支持。这种情况不能继续。坏账银行的额外资金可以来自专门的机构投资者，例如专注于不良贷款的私募股权公司。破产与资不抵债领域也亟须法律改革，以加快企业重组进程并提高其效率。
事实上，即使在危机发生前，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希腊劳动力市场就相当灵活，因为劳动法规并未得到执行，而且希腊自雇者和小型家族企业占比很高。此外，工资已大幅下降。进一步放宽劳动力市场不应列为优先事项。或许有必要采取某些干预措施（针对大型企业的解雇限制），但可待增长恢复后重新评估。
各机构和希腊政府不应把重点放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而应制定连贯、全面且公正的社会保护计划。
希腊必须从零开始建立失业救济制度，并重新评估各项社会保护计划。此外，在各机构协助下，希腊政府应将最低保障收入计划推广至全国。政府还应重新评估各类社会补助的资格标准，因为这一体系存在普遍的腐败问题。
希腊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
这对于加强问责制是必要的。政府应推动而非危害诸如@diavgeia（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将所有决定在线公布的义务）这样的制度。
要提高公共行政和司法体系的效率，并打击腐败和逃税，安装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系统是必要条件。例如，政府应迅速推进法院计算机化（电子司法系统）；过去一年，该项目进展已大幅放缓。
政府必须推进改革，大力处理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内部人—外部人”问题。
这将同时带来效率提升并降低不平等。
最后，关于债务重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承认两项事实。第一，2012年达成私营部门参与（PSI）协议后，随着债务期限大幅延长、利息下调，希腊2016-2022年的债务偿付成本已大幅下降。第二，债务名义价值占GDP的比例仍然很高，因此引发了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尤其是2022年之后。
我们的会议形成共识：在当前阶段，考虑到政治约束，可以通过进一步延长期限和降低利率提供一定债务减免。
或许待希腊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并展现其执行计划的意愿与承诺后，欧盟可以下调债务面值。
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信任与承诺。希腊政府官员应停止针对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战。同样，欧盟政界人士和官员也应停止诋毁希腊民众及其民选代表。双方都应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希腊经济和社会能够从毁灭性危机中复苏，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将大有裨益。
结语
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媒体披露的希腊与各机构当前谈判内容显示，讨论再次围绕财政问题展开，在较小程度上涉及养老金和进一步放宽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希腊不应回到赤字时代，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确有必要，但几乎没有人讨论希腊经济的主要结构性缺陷，这令人失望。新计划应着眼于开放封闭且由寡头垄断的产品市场、消除准入和扩张壁垒、减少繁文缛节并打击逃税。新计划还应聚焦公共行政改革和机构能力建设。现在是处理深层问题的时候，而不是目光短浅地只关注财政措施。
编者按：本专栏内容反映了会议上形成的多数共识，但未必代表所有与会者的观点。
尾注
[1] 尽管本文表达的观点受到会议讨论的启发，但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其他与会者并未看过这份声明。
本文与 VoxEU 合作发布。本文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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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lias Papaioannou 是伦敦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ichard Portes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创始人兼主席。Lucrezia Reichlin 是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也是 Now-casting economics 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
图片：一名男子从雅典市中心的希腊银行总部旁走过。路透社/Yannis Behrak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