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批评日益加剧。除少数人外，职业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这一事件——其后续影响至今仍未消散——这使许多人开始质疑经济学界是否对社会作出了任何重大贡献。如果他们连如此关乎人们福祉的大事都无法预见，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经济学家未能预测上世纪大多数重大危机，包括1920—192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1980—1982年接连发生的两次衰退，以及其中最严重的一次：1929年股市崩盘后爆发的大萧条。我查阅这些衰退开始前一年的新闻档案，几乎找不到经济学家对即将到来的严重危机发出警告。相反，报纸着重报道企业高管或政界人士的看法，而他们往往非常乐观。
最接近真正预警的一次出现在1980—1982年经济衰退之前。1979年，美联储主席保罗·A·沃尔克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上表示，美国面临着“令人不快的经济处境”，并且“需要作出艰难决定、保持克制，甚至作出牺牲”。美联储可能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遏制飞速攀升的通胀，加上1979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使严重衰退相当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上世纪每当危机迫近，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却是危机不会发生。据我所知，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甚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欧文·费雪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不例外——公开表示预见到了大萧条。
正如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所记录的，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是一个重要例外。1928年，卡塞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警告称，可能出现“一场旷日持久、波及全球的萧条”。但他相当技术性的论述（重点讨论货币经济学和金本位制）并未在经济学家中形成新的共识，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出明确的警惕情绪。
有意思的是，当代新闻报道显示，1929年灾难降临后，公众几乎没有对经济学家表达愤怒的迹象。那么，为何这次未能预见最新危机，会给经济学界带来如此不同的后果？为何这次预测失败不像以往那样，而是激起了人们对经济学家的强烈不信任？
原因之一或许是，人们认为许多经济学家自鸣得意地推崇“有效市场假说”——这一观点似乎排除了资产价格崩盘的可能性。他们相信市场永远最明智，因而不把少数凡夫俗子（包括我）关于股票和住房价格过高的警告放在眼里。两类市场都猛烈崩盘后，经济学界的公信力直接受到了打击。
但这种批评并不公平。我们不会因为医生没能预测到我们所有的疾病而责怪他们。我们的病症大多具有偶然性；即使医生无法告诉我们明年会得哪些病，或在我们患病时消除所有痛苦，我们仍乐于接受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同样，大多数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与形成股市或失业率共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问题上。对此，我们理应心怀感激。
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利坦在其新书《万亿美元经济学家》中指出，经济学界“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和财富”。对于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职业群体而言，这听起来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尤其是做些简单的算术就能看出这一点。例如，美国经济学会只有20,000名会员（我即将担任该学会主席）；如果他们创造了比如说2万亿美元的收入和财富，那么平均每位经济学家约创造1亿美元。
愤世嫉俗者或许会问：“如果经济学家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是周围最富有的人？”答案很简单：大多数经济学观点属于公共产品，发明者无法为其申请专利或以其他方式据为己有。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富有，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让许多人变得更富有。
利坦这本书有趣之处在于，它详细介绍了许多巧妙的小点子，讲述如何更好地经营企业或管理经济。这些点子涉及最优定价和营销机制、垄断监管、自然资源管理、公共产品供给以及金融。它们单独来看都不值一万亿美元，但综合起来，利坦的结论确实合情合理。
约翰·西格弗里德主编的2010年著作《通过经济学改善生活》强调了这类创新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排放交易、劳动所得税抵免、低贸易关税、从福利转向就业的项目、更有效的货币政策、频谱许可证拍卖、交通运输业放松管制、延迟接受算法、开明的反垄断政策、全志愿兵役制，以及巧妙运用默认选项来促进退休储蓄。
利坦和西格弗里德两本书中描述的创新表明，经济学界创造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成果，其特点是认真努力地提供确凿证据。没错，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正如医生未能预测疾病一样。但他们和医生一样，显著改善了每个人的生活。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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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J·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与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房价凯斯-希勒指数。
图片：2006年11月14日，行人在东京一座火车站内行走。路透社/中尾由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