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场经济危机的初期，我在演讲中有一句话，有时会引来掌声，通常会让听众发笑，也总能给人们带来乐观的理由。我当时会说，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经历，决策者不会重蹈前人在大萧条期间的覆辙。这一次，我们会犯新的、不同的错误，而且（人们希望）这些错误会更轻微。
遗憾的是，这一预测最终落空了。欧元区的决策者不仅坚持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而且准备以更加残酷、更加夸张、持续时间更长的方式重演这些错误。这一点，我当初没有预料到。
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我认为历史的教训已经非常明显，解决之道应当十分直截了当。逻辑很清楚：如果希腊不是欧元区成员，它最好的选择是违约、重组债务并让货币贬值。但是，由于欧盟不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对欧洲作为一个政治项目而言，这将是重大挫折），希腊将获得足够的援助、支持、债务减免以及支付协助，以抵消其退出货币联盟可能获得的任何好处。
然而，希腊的债权人选择了加紧施压。结果是，如果希腊在2010年放弃欧元，其今天的境况很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的冰岛，提供了一个反事实的参照。希腊仍陷于萧条之中，而不在欧元区的冰岛基本已经复苏。
诚然，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2007年所论证的，技术层面的考量使退出欧元区变得困难、代价高昂且充满风险。但这只是账本的一面。
以冰岛为衡量标准，希腊因未退出欧元区而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其一年GDP的75%，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加。我很难相信，如果希腊在2010年放弃欧元，经济冲击会达到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一。此外，鉴于希腊债权人坚持紧缩政策，今天退出欧元区的即时影响，似乎同样不太可能大于继续留在欧元区的长期成本。
这种坚持反映了欧盟决策者——尤其是德国决策者——对一种概念框架的执念，这一框架使他们一贯低估局势的严重性，并建议那些只会让局面更糟的政策。
2010年5月，希腊GDP同比下降4%。欧盟和欧洲央行预测，第一轮救助计划将使希腊GDP再下降3%，至低于2010年的水平，此后经济才会在2012年开始复苏。
然而，到2012年3月，现实已然显现。GDP正朝着低于2010年水平12%的方向下滑，于是第二轮救助计划随之出台。到当年年底，GDP已降至比2010年水平低17%。目前，希腊GDP比其2009年的水平低25%。尽管有人预测2016年将出现复苏，但我看不出任何需求流量分析能够支持这一预测。
预测如此严重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做出预测的人长期低估了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在利率接近零的时候。然而，紧缩政策明显未能重振希腊或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决策者并未因此重新思考其做法。
相反，他们似乎正在变本加厉，其理论依据是：危机越深，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就越成功。按照这种思路，此类改革对于提振长期增长是必要的，如果增长没有迅速出现，那是因为改革的必要性比最初设想的还要大。
可悲的是，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美国评论家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指出，当时欧洲的主要中左翼政党已认识到，所采取的做法行不通，却未能提出替代方案。“这一空白最终由其他议程远不足取的政党来填补——例如希特勒——它们站出来宣称，如果游戏规则导致长期大规模失业，那么游戏规则就必须改变。”
伊格莱西亚斯补充道，如今欧洲的中左翼政客同样“没有改变规则的战略，也没有勇气撕毁规则手册”。因此，紧缩政策横行，而异议则落到了法国的玛丽娜·勒庞或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等民粹主义者手中——他们的经济主张似乎更加难以奏效。
人们本以为我们有能力从过去吸取教训，本以为大萧条在欧洲历史上足够重要，欧洲的决策者不会重蹈其覆辙。然而，眼下正在发生的，恰恰正是这种情况。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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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 Bradford DeLo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
图片：2014年8月7日，欧洲央行（ECB）总部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欧元标志。路透社/Ralph Orlow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