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第一篇专栏 （Bossone和Cattaneo，2015）阐述了为希腊设计平行货币的各种方案，旨在避免希腊脱欧，同时帮助希腊偿还外债并恢复经济增长。本文作为第二篇，评估了不同方案，报告了我们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模拟了在希腊实施税收抵免凭证计划的情形——并得出若干结论。
评估平行货币替代方案
第一部分讨论的方案，可根据每种货币设计预计对国内总需求和财政变量产生的影响来评估。以下是一些观察结论。
Cochrane的欠条充其量似乎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因为它们能够使政府付款并释放欧元用于偿债。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在中期内可能难以持续，因为欠条会形成一类新的以欧元计价的政府债务，没人知道希腊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偿付。此外，发行欠条只能替代稀缺的欧元，却无法刺激国内总需求、产出和就业。
关于Parentau的税收预期票据（TAN），与Cochrane的欠条不同，它们不会构成发行政府的债务义务。至于其他影响，则取决于如何解读该提案。如果税票的发行和使用是为了替代政府付款所需的稀缺欧元，那么它们就会像Cochrane的欠条一样充当权宜之计，却无助于增加国内总需求。如果发行政府将税票分配给公民，作为其收入来源之外的额外补助，这一结论就会改变。就其对预算的影响而言，由于税票可用于抵销纳税义务，它们会造成政府欧元收入缺口，并增加需要通过新增债务或税收弥补的赤字。与税收抵免凭证（TCC）不同，这些票据没有递延到期日，也无法为产生新的财政资源以抵补缺口留出时间。最后，与税收凭证提案不同，Parentau的税票不会发给企业以降低其税款负担，进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其对外竞争力。
至于Varoufakis的提案，FT币不会给经济带来多少额外资源。个人以已有的欧元换取FT币。只有当FT币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出售，依据其对国家而言高于面值的税收价值时，个人和企业的额外购买力才会有所增加。将FT币免费发放——类似于税收凭证提案中的直升机撒钱——会让其产生更有效的影响。与TCC模式一样，额外支出带来的乘数效应必须创造资源，以弥补FT币兑付时预算将出现的欧元缺口。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FT币带来的乘数效应会弱于TCC方案，因为通过对外贸易渠道产生的支出漏损无法由更大的出口来抵消，而劳动力成本下降（TCC能够实现这一点）本可带动出口增加。
最后，TCC方案不会受到上述弱点的影响。TCC能够创造额外的支出能力，避免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并创造资源以抵补TCC到期时因减税造成的欧元缺口。它们还设有保障措施，以保护预算免受财政表现不佳的风险影响（见下文）。
在希腊实施TCC计划
在希腊引入TCC，可通过推动产出和就业强劲复苏，使经济迅速走出萧条。下文附录将“基准情形”（不采用TCC）与另一种情景（采用TCC）进行比较；后者设想该计划第一年发行相当于80亿欧元（GDP的4.5%）的TCC，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增至160亿欧元和240亿欧元，此后保持不变。该替代情景采用两种不同假设进行测算：
“基准”假设，采用1.3的财政乘数（即每年每发行一单位TCC，GDP便增加1.3）；以及
“保守”假设，采用低得多的0.8财政乘数。1
在基准情形下，希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温和实际增长，1.9%的平均初级盈余只能使公共债务占比在五年内从183%略降至178%。另一方面，在采用基准假设（乘数为1.3）的替代情景下，产出强劲反弹，预测期五年内实际GDP平均增长4.3%。与此同时，平均初级盈余升至GDP的3.5%，使公共债务占比降至131%。
即使在保守假设（乘数为0.8）下，希腊实际GDP平均增长也会达到相当可观的2.4%；公共债务占比将降至161%以下，而初级盈余虽低于1.9%的目标，平均仍有0.9%。
财政表现不佳时怎么办
TCC计划将引入一系列逐步升级的保障条款，以防财政收入增长未能与初级盈余目标保持一致时预算受到影响：
首先，希腊政府可以宣布承诺以TCC支付部分（预计比例较小）公共支出。
其次，纳税人可以有权获得TCC，作为额外缴纳欧元税款的补偿。基本上，这相当于以强制性的“TCC换欧元”机制取代加税。
第三，可以通过提高TCC持有人的凭证面值，鼓励他们推迟将TCC用于税收折扣（这相当于以额外TCC的形式向TCC持有量支付利息）。
第四，政府可以发行到期时间更长的TCC，而非债券，在市场上筹集欧元。
应当指出，这些保障措施的顺周期性远低于欧盟在财政表现不佳时为确保预算目标而施加的措施。显而易见，一项或多项保障措施（也可组合使用）都能轻松应对初级预算盈余目标的重大缺口。
例如，在上述保守假设下，初级盈余出现1个百分点的缺口（0.9%，而非1.9%），对希腊而言约相当于20亿欧元，可通过向每年到期的TCC持有人提供一定的利息激励来弥补（按上述假设，年度到期额最高为240亿欧元）。或者，可将延期激励用于推迟相当于10亿欧元的到期TCC；通过使用TCC支付部分政府支出，可回收5亿欧元，剩余缺口则可通过向高收入者强制实施“TCC换欧元”来弥补。显然，与在《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下通过削减支出和/或提高税收进行同样调整所造成的衰退效应相比，这些保障措施的影响要有利得多。
结论
希腊并非只能将紧缩政策作为唯一的调整规则；这种规则在使该国陷入严重贫困的同时，也未能有效恢复可信的增长前景。引入与欧元并行的货币，可以帮助希腊改变发展轨迹并迅速走出萧条，前提是货币设计能够激励私人部门支出。
目前已有多种方案提出，并在本系列两篇专栏中加以阐述和讨论。所有方案都要求国家将未来税收收入转化为即时支出能力。然而，各方案对国内总需求和财政可持续性的预期影响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将税收抵免凭证用作准货币，才能既创造新的支出能力，又能在经济复苏周期中创造足够资源来支付其成本。此外，还可以为这些凭证设置充分的保障措施，以防范财政表现不佳给预算带来的风险，并避免有必要采取新的紧缩措施。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和D Leigh（2013），“增长预测误差与财政乘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WP/13/1，1月
Bossone B和M Cattaneo（2015），“希腊的平行货币：第一部分”，VoxEU.org，5月25日。
附录
“基准情形”假设希腊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以债务再融资换取希腊承诺：在五年期内实现平均占GDP 1.9%的初级预算盈余。根据近期市场迹象，这大体符合债权人对希腊最有利的态度；为避免可能造成扰乱的违约（可能导致希腊脱欧），债权人愿意采取这种立场。基准情形还假设希腊在基准情形下能够实现平均1%的GDP实际增长，而通胀率（目前大幅为负）每年平均为0.5%。
在替代情景中，由于TCC在发行两年后用于减税，TCC的发行、使用和未偿余额安排如下：
届时，TCC未偿总额将在第5年末达到480亿欧元，此后保持不变。
模拟结果见下图。读者可来信索取我们的模拟练习结果。
请注意，TCC发行不计入公共预算，因为TCC不意味着发行政府承担任何偿还义务，因此不构成债务项目。
尾注
[1] 请注意，TCC发行额度的一部分按企业劳动力成本分配，这会直接提升希腊的竞争力，并通过扩大出口抵消需求增长带动额外进口所造成的对外贸易失衡。另请注意，作为基准假设而选定的1.3，是Blanchard和Leigh（2013）估算的0.9–1.7区间的中点。考虑到经济萧条时期财政乘数往往显著更高，这一取值相当谨慎。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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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iagio Bossone是全球治理与金融改革“莱切小组”的创始人兼主席，也是地方发展融资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pour le Financement du Développement Local）监督委员会成员。 Marco Cattaneo是CPI Private Equity主席。
图片：2011年4月11日，雅典帕特农神庙前，欧盟旗帜（左）和希腊国旗迎风飘扬。路透社/John Kolesi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