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发表于 世界银行的“非洲可以终结贫困”博客。
2015年穿越欧洲边境的数以千计的人引起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值得欢迎，但我们却很少听到发展中国家所接纳的数百万难民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接纳了全球约85%的难民。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也接纳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但源自该地区的难民人数与该地区所接纳的难民人数大体相当，这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难民仍留在本地区内的国家（见图1）。
我们主要聚焦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回顾了近期文献，并在一份新的 工作论文中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该论文是作为 《Poverty in a Rising Africa》报告的背景材料编写的。
图：1990至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注：难民数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统计人口在线数据集，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
我们的发现颇具说服力。首先，我们强调了东道国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此前的文献大多关注接收难民对健康、环境和安全的影响。当难民跨越国境时，这些问题仍是首要关切。但要理解长期性的难民处境，就需要更多关注难民与东道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此而言，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考察影响，有助于理解人口冲击的分配后果。简言之，与难民构成劳动力替代关系的群体（例如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无地劳动者或农业工人），以及粮食净购买者，至少在短期内更可能受到人口冲击的不利影响。正如乌干达自力更生战略所提出的，从救济向发展过渡，需要加强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应对能力。增加土地供给、确保产权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率，也有助于抵消更可能伤害穷人的粮价压力。
其次，道路、教育和医疗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在三个国家均得到了体现。道路基础设施已被证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将向难民和当地社区提供的教育与医疗服务加以整合，同样具有良好的前景。在遣返（或安置）时期，这一方面的过渡往往十分困难。改善东道社区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也将有助于弥合我们在部分案例研究中发现的负面认知与积极结果变化之间的差距。
第三，除乌干达外，遣返通常是各国政府青睐的政策选项。不过，若能对遣返与本地融入（及安置）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清晰评估，将有助于决策者。这应与上述使东道社区认知更加客观化的愿望相辅相成。就政策而言，对于特定干预措施在促进成功的本地融入方面的效率，我们所知甚少。
在我们看来，这三点经验应有助于客观审视围绕 欧盟当前的难民危机所引发的部分担忧。例如，有证据表明，即便大量难民涌入发达国家，也不会给工资带来下行压力，这可能是由于最低工资立法与工会组织的共同存在。然而，由此推论的结果是，新来者在找工作时面临很大困难。不过，对资本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的正面效应似乎确实存在。随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口流入，东道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因其技能变得更加稀缺，相对而言反而“获益”。然而，来自中东的难民群体的情况似乎并不符合这一特征，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受过高等教育。遗憾的是，他们无法帮助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其次，人口增加意味着对服务的竞争加剧，并可能出现拥挤。这正是困扰欧洲东道国选民的问题之一。许多人担心难民来到欧盟是为了享受福利国家的服务。经济文献并不支持这种担忧。相反，从长期看，移民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往往超过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成本，在老龄化社会中尤其如此。这种误解与发展中国家大型难民营附近居民的看法相似：他们认为各种服务都提供给了难民，而没有提供给他们。就难民营而言，只要允许当地居民获得这些服务，并增加向东道国公民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有效化解这一争议。
最后，据我们所知，几乎所有（如果不是全部）关于难民政策和干预措施（现金转移、实物补助、代金券等）影响的定量且稳健的评估，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进行检验的。欧盟各国及欧盟本身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则缺乏确凿证据。当前危机似乎为真正开始衡量其中部分政策的影响提供了理想契机。
我们应借欧盟难民危机之机，更深入地审视当前的发展与保护体系。我们应帮助接收绝大多数难民的发展中国家，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因为证据表明，在配套政策到位的情况下，难民可以成为寻求长期性难民处境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宝贵资源。
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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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hilip Verwimp，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发展经济学副教授。
图片：一名女孩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北方向的图尔卡纳区库卡马难民营的一家医院排队，等待领取救济食品。路透社/Kabir Dhan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