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这是对一篇文章的节选译文,该文原文首次以德文发表于《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参见Sinn and Sinn 2015)。
欧洲正在讨论是否进一步迈向转移支付联盟。此前,欧洲央行通过财政救助计划和货币救助行动,已形成显性与隐性的转移支付。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及其年轻的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现提议建立财政联盟,内容包括共同预算、旧债合并、共同存款保险、共同失业保险、共同财政部长以及共同议会(参见Hollande 2015及Macron 2015)。
他们的提议恰逢德国统一二十五周年,而德国统一已促成了德国境内的转移支付联盟。因此,在欧元区转型迈出进一步且不可逆转的步伐之前,详细回顾德国的经验或许大有裨益。事实上,德国的例子恰恰应当成为那些希望尽快推进者的警示,因为其成效远不如局外人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显著。尽管东德城市已全部得到精美翻新,政治层面的统一也已成功,但在过去二十年里,东德的生产率几乎没有进步。事实上,东西德之间的趋同早在1995年便已停滞,东德GDP不仅不再比西德增长更快,反而落后了。1995年至2015年间,西部联邦州的GDP增长了30%,而东部各州仅增长了23%。
名义人均GDP中,东部各州相对西部各州的比例从1995年的67%上升至2013年的71%,这一事实如下图所示,完全归因于不平衡的人口动态。从1995年初至2013年末的19年间,净计有77万东德人迁往西部地区,此前几年已有87万人迁出。
若以就业人口而非全体人口计算GDP,趋同情况看起来会好一些。然而,这并非一个特别相关的指标,因为以此方式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工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低生产率岗位淘汰而被提升至任意水平。
图1。东西德趋同情况

注释:1. 前东德领土相对于包括西柏林在内的西德领土。2. 东部联邦州(包括柏林全境)相对于西部联邦州(不含西柏林)。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 Ämter der Länder,Volkswirtschaftliche Gesamtrechnungen der Länder。
一个未被充分提及的事实是,经济趋同的情况甚至比上文提到的71%更为糟糕,因为东部联邦州的GDP包含了西柏林的GDP。若将这一影响纳入考量,即将原共产主义领土与包括西柏林在内的原西德领土进行比较,则2013年东部人均GDP仅相当于西部水平的66%。
另一点是,公共部门薪资统一化人为抬高了东部的GDP。若仅考虑东部私营部门的人均GDP,趋同水平仅为62%。
生产率趋同的缺失与生活水平的趋同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确实发展得相当令人满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即为明证,该指标在2013年已达到西部水平的82%。若考虑到东部物价比西部低约8%(参见Meister and Nierhaus 2001),则以实际计,生活水平的趋同达到西部水平的89%。这部分归因于累进税制,它自动地将资源从西部再分配至东部,也归因于通过联邦预算、团结互助协定II及养老金制度实施的转移支付。
国民养老金制度的效果可从图中上方两条曲线看出。以名义计,东德每位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目前为西德水平的118%;以实际计则更高,达128%。这些数字源于东德人在养老金相关年限被纳入西德养老金体系时所获得的慷慨待遇,该体系认可了他们在共产主义时期长期且不间断的职业经历。
所有这些对西德而言代价极其高昂。目前,公共预算产生的净转移支付每年达700亿欧元,自统一以来累计约1.75万亿欧元。若在欧洲层面复制这一策略以支撑五个南欧危机国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占欧元区总人口的40%(而东德居民在德国总人口中仅占20%)。
经济趋同停滞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是工资调整过快。这一调整的发生,是因为西德雇主协会和工会都在东部设立了分支机构,它们甚至在托管局(Treuhandanstalt,负责东德国有企业重组与出售的机构)将企业私有化之前,就代表东德同行开展长期工资谈判。雇主协会在西部获得指示,要求工资均等,以保护其在西部的工作岗位:通过阻止国际投资者收购东德企业,并防止其以更低工资、凭借新工艺与新产品与西德企业竞争。“如果日本人想来,”这种低声的论调说道,“那就让他们至少支付西德的工资。”如图所示,这种代理式工资谈判的结果是,时薪的增速明显快于按人均GPD衡量的整体生产率。这一点在早期即已预见并得到观察(参见Sinn and Sinn 1991, 2003)。
统一时采用的一比一货币兑换,使东德相对时薪从西部水平的7%跃升至30%,因为东德能够与西方成功开展贸易的汇率为4.3比1。与常被提及的论断相反(该论断认为这是东德问题的根源),一比一的货币兑换实属不可避免,因为东德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的相对价格远低于西部,这意味着东德马克的购买力与德国马克大致相当。低于一比一的兑换比率将降低东德公民的实际收入,并引发反抗。若东德工资达到西部的30%,东德经济必将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商业投资,因为东德人在技术职业方面训练有素,且现已与西德享有同一法律体系和同等保障。
然而,代理工资谈判使工资大幅攀升至远超以往的水平。如图所示,私营部门工资始终快于总体生产率增长,最终达到西部水平的78%,而生产率则停滞在62%。国际投资者本已跃跃欲试,此时据此现实修改了投资计划,最终决定不再前来,这并不令人意外。索尼便是其中之一,它放弃了原定设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的欧洲总部。
事情就是如此。投资推动工资上涨,因为它们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但工资不能超前于投资,否则投资者将不会到来。这如同机场的旋转门:你只能以适度的速度穿过,若急于求成,它就会停下。
德国政府试图通过实施大规模税收减免来避免灾难,以抵消工资急速上涨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税收补贴往往超过市场确定的资本成本的100%,从而将实际资本成本推入负值区间(参见Sinn 1995、2002)。这刺激了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房地产投资,但仅创造了少量就业岗位。
最终,前东德地区约四分之三的工业岗位消失了。东德解体时,该地区有408万人从事制造业,如今仅有92万人在此就业。诚然,建筑业和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领域不受国际竞争影响。尽管存在大规模移民和提前退休,目前新联邦州(包括柏林)的失业率仍为9.0%,而西德为5.8%。
1990年夏季在西德与东德之间达成、后载入《统一条约》的《社会联盟协定》,通过社会转移支付缓解了大规模失业的后果。然而,社会转移支付本身又制造了新的失业,因为其作为替代收入的性质实际上为工资设定了一个底线,东德人自然不愿接受低于这一底线的工作。因此,最初由代理谈判形成的人为抬高的工资便成为永久性的。由此看来,社会转移支付造成了一种停滞的均衡,至今仍未能发挥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所蕴含的潜力。
因此,东德在加入欧盟时挥霍了其相对于其他前经互会国家的先发优势。由于其他国家直到2005年才加入欧盟,东德本可提前15年加入这个拥有3亿消费者的市场。若采取低工资策略,并辅以对前共产主义国家资产的产权安排(正如我们当时在《Kaltstart》一书中所呼吁的那样,参见Sinn and Sinn 1991),则本可形成类似爱尔兰的经济奇迹:新产品与新企业将攻占市场。新的投资本会涌入东德,刺激劳动力需求。如此一来,工会本可在不削弱竞争力的前提下,最终推动工资永久性地提高,甚至可能高于今天的水平。
认为所选择的工资策略是防止大规模向西部迁移的最佳方案,这一论点并不令人信服。与其为东部的强制性失业提供资金,不如让新联邦公民到西部工作。鉴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近期宣布德国有能力将超过一百万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事后看来,这一旧有论点显得荒谬。还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实际上仍有净计164万东德人迁往西部地区。若工资未被人为地使其趋同,东部或许本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迁移规模也可能更小(参见Akerlof et al. 1991)。
为纠正社会替代性收入对工资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于2003年推出的Agenda 2010改革,废除了德国的第二层失业救济制度,代之以基本社会救助与工资补贴,即所谓的失业救济金II(Unemployment Benefit II)。这促使德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发生转变,使低工资岗位得以涌现。然而,尽管Agenda 2010对德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十分有效,但对东德而言为时已晚,未能阻止许多国内外投资者绕过东部各州,直接前往波兰、匈牙利、捷克或斯洛伐克设立新生产基地。
快速的工资增长在丰厚福利的支持下,对东德造成了所谓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天然气矿藏,天然气出口收入推高了公共部门和能源行业的工资,刺激了国内部门并导致进口增加,但也削弱了荷兰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因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迫使这些行业也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直到1982年瓦森纳协议(Wassenaar Agreement)达成,加之随后世界能源价格下跌,工资才变得更加温和,经济才开始逐步改善。1 而东部各州并未出口天然气,但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并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使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从而削弱了竞争力。
荷兰病如今在整个南欧同样有所体现,由公共救助基金和欧洲央行担保所促成的低息贷款,正扮演着荷兰天然气或德国境内转移支付的角色。一个经济体从国外获得的资金,无论形式是转移支付、天然气出口收入还是贷款,并无本质区别。在每种情况下,外国资金都使得维持缺乏竞争力的工资结构成为可能,换言之,维持一种超出当地生产率所能支撑的生活水平。其结果便是物价过高与竞争力丧失。
奥朗德现提出的财政联盟,是为弥补南欧国家竞争力不足而诉诸国际转移支付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尝试,但这些转移支付将固化其竞争力缺失,并将欧洲推入永久性停滞。德国统一的艰辛应当成为警示,避免走这条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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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e, F (2015),“Ce qui nous menace, ce n’est pas l’excès d’Europe, mais son insuffisance”, Le JDD,7月19日,可访问于 http://www.lejdd.fr/Politique/Francois-Hollande-Ce-qui-nous-menace-ce-n-est-pas-l-exces-d-Europe-mais-son-insuffisance-74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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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 H-W (2002), “Germany’s Economic Unification. An Assessment After Ten Yea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第113-128页。
Sinn, H-W (2003), Ist Deutschland noch zu retten?,Econ:Munich。英文译本: Can Germany Be Saved? The Malaise of the World’s First Welfare State,MIT Press:Cambridge, Mass. 2007,第5章:The Withering East。
尾注
1 该概念源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977年的一篇文章。关于首次从理论上对这一现象建模的尝试,参见:Corden and Near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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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ns Werner-Sinn是慕尼黑大学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教授。
图片:一面德国国旗飘扬于国会大厦(Reichstag)顶部。REUTERS/Fabrizio Ben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