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上个月，以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洞察制度与社会变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位于密歇根州的家中去世。但他的思想将继续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尽管诺斯从未明确聚焦于中国的制度发展，但在中国领导层应对下一阶段制度变革之际，他的理论框架很可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诺斯在1993年的诺贝尔演讲中，提出了决策者应从其研究中汲取的三点教训。第一，决定经济表现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与执行特征”的组合。第二，政体对经济表现有重大影响，因为政体“界定并执行经济规则”。最后，决定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适应效率（即规则如何被改变），而非配置效率（即当下最有效的规则）。
这些教训体现在诺斯对西欧制度与经济发展的 评估 之中。他将工业革命归因于两个关键因素：信仰体系的差异，以及新兴主权国家之间和内部的激烈竞争。具体而言，英国人和荷兰人创造了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单元，这些单元演化出促进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制度。这些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且可执行的产权以及其他共享规则与规范，带来了更优越的经济与政治结果。
诺斯指出，制度变迁极为艰难，因为它不仅需要克服既得利益，还需要克服过时的信仰体系与思维模式。他认为，突破来自于制度超越地方社区内部的贸易，允许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匿名、非人格化交换。可持续的制度是那些能够学习与适应、并克服自身偏见与局限的制度。
诺斯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的剧烈制度与经济变革，也揭示了其未来十年将面临的挑战。事实上，它应当缓和当前关于中国前景的大多数讨论中弥漫的悲观情绪。
首先，激烈竞争在中国依然活跃。其主要城市（包括上海、广东、天津和厦门）仍在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而一批技术创新型企业（如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正竞相开拓商品、服务、人才、资本和知识领域的新市场。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CCP）致力于打造一个更高效、以服务业为主导、受市场和法治约束的经济体。例如，它承诺通过放宽准入条件来便利市场准入，同时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它还强化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产权保护；这一举措与数字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相结合，降低了中国的交易成本。
此外，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已建成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或许有些过度），现正着力于构建支撑其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所需的软件基础设施。2014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超过50%，高于制造业与第一产业的总和。
尽管政府尚未推进充分的国有企业改革，但它有意允许新兴的、以民营为主的科技巨头与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同时，无人预料到中共开展反腐运动的力度，其范围包括军队、金融部门，甚至党的最高层。
中国面向市场的转型，将因其领导层在 人民币被纳入 决定基金组织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价值的货币篮子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承诺而得到强化。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中国大多数邻国之后，应对贸易压力的需要将产生类似的约束作用。
中共并非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治理为衡量标准进行自我评判，而是以中国古老的法家传统为参照——该传统强调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并通过坚持择优选拔与问责标准来维系正当性。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依靠的是经验丰富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而非党内意识形态者，来设计其发展路线图。
这一做法在去年夏天得到了加强：尽管市场出现严重动荡，中共仍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再清楚不过的信号表明，中国愿意升级其信仰体系与思维模式，以实现高收入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仍有若干难关需要跨越，尤其是在适应效率方面。这里需要指出，正式规则可以迅速修改，而非正式的文化规范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新的正式规则可能与既有规范相冲突，致使官僚激励扭曲，并对制度行为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领导层必须应对其所能提供与消费者所需求之间的不对称。据诺斯所言，制度供给不足是一个短期的配置问题，或沉没成本，国家可以通过更高的适应效率来弥补，即建立更好的机制，促使效率较低的制度退出。
诺斯的理论遗产在未来几年可能对中国的决策者至关重要，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如何穿越快速制度变迁之河的具体指引。另一种选择是继续依赖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他是三十多年前中国制度突破的奠基人。诺斯或许会说，这未必是抵达彼岸的最有效方式。
刊登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如需及时了解议程动态，请 订阅我们的每周电子通讯。
作者：沈联涛（Andrew Sheng）现任清华大学（北京）兼职教授。肖耿（Xiao Geng）为IFF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教授，并担任其亚洲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员。
图片：一面中国国旗在北京市中心一条金融街上的一家商业银行总部前飘扬，该街区靠近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总部。路透社/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