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审视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前景时，世界集体押注于三项根本性结果，这种押注的规模令我震惊：全球增长将显著加快并更具包容性；政策失误将得以避免；市场意外将得到防范。尽管这三项结果无疑都值得期待，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它们远非板上钉钉——若不进行一定的对冲便押注于此，对当代及后世而言都可能极其危险。
这项押注的第一部分——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预期美国经济将持续复苏，今年增长率达到3%，并受到强劲工资增长的支撑。它还假定中国年度增长率将稳定在6.5-7%，从而使影子银行体系中局部过度杠杆带来的风险能够逐步化解，同时经济增长引擎继续从出口和公共资本支出转向国内消费与私人投资。
支撑更具包容性增长这一押注的另一项、且更不确定的假设是，欧元区和日本能够摆脱低增长困境并避免通缩。通缩会促使家庭和企业推迟购买决策，从而削弱本已疲弱的经济表现。最后，这项押注还假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尤其是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能够避免经济崩溃，即使全球油价大幅下跌。
这些都是大胆的假设——尤其因为要实现这些结果，需要进行大幅度的经济转型，其范围远远超出总需求再平衡和消除局部过度负债。美国和中国的处境明显优于其他国家，但这些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日本和一些新兴市场——都必须培育全新的增长引擎。欧元区还必须深化一体化。
这构成了一项艰巨的改革议程，而调整疲劳、国内政治日益碎片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更使挑战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坚定转向显著更高且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绝非必然。
集体押注的第二部分——避免政策失误——同样并不稳固。这里的根本假设是，各国央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央行，所采取的未经检验的非常规政策，能够压低金融波动并维持经济稳定，为政府争取足够时间，设计并推出更适当、更全面的政策应对方案。
央行采取的这种实验性做法，包括有意让金融资产价格与其基本面脱钩。人们希望，较为强劲的市场估值能够提振消费（通过“财富效应”：持有资产的家庭感觉更富有，因而更愿意消费）和投资（通过“动物精神”：增强企业家投资新厂房、设备并招聘员工的意愿）。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和政策格局存在异常程度的“分化”。由于政策调整未能跟上实际情况的变化，升值中的美元承担起了吸收冲击的角色。但历史表明，如此剧烈的汇率变动本身就可能引发经济和金融不稳定。
全球集体押注的最后一个要素，源于一种信念：过度的市场冒险行为已经受到遏制。但政策导致的波动压制持续了很长时间，使投资者相信，只要央行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就安然无虞——这种信念导致金融领域某些板块出现了大量风险头寸配置。
当中介机构不愿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持有不受欢迎的证券时，市场调整可能会加剧突然而剧烈的价格变动，扰乱金融体系的有序运行。迄今为止，央行一直有意愿也有能力确保这些时期短暂且可逆。但央行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对货币政策过度信赖会助长杠杆化的市场头寸配置。
事实是，央行并不具备独自实现快速、可持续且包容性增长的工具。它们所能做的最好不过是延长这座桥；提供一个稳固的目的地，则是其他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一座通往虚无的桥，终究会在坍塌之前走不了多远。
近年来，金融风险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并转移；由不负责任的银行造成的问题，以及对支付和结算系统的威胁，已被非银行机构冒险行为所引发的问题取代。监管体系未能相应演进，削弱了某些宏观审慎政策的潜在效力。
这并不是说市场和全球经济前景必然黯淡；恰恰相反，存在显著的上行风险，可能转化为可观且持久的收益。但理解世界的集体押注，确实凸显了制定更具应变能力且更全面的政策的必要性。否则，经济结果将一如美国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10年的表述，“异常不确定”。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辛迪加计划》。 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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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罕默德·A·埃尔-埃里安是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也是其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图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金融区一家大华银行（UOB）分行外查看屏幕。路透社/薇薇克·普拉卡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