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可能带来哪些益处?

债务可能带来哪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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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债务、迅速攀升的税负、持续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00%的债务负担。一个具备上述特征的国家能够快速增长的几率有多大?几乎任何人都可能会说:“没有”。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700年的5%升至1820年的200%以上;它每三年就有一年在打仗(其中大多数战争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带来经济收益);税收虽快速增长,却不足以跟上支出的增长。

图1显示了战争如何推高支出并导致债务大规模积累——图中灰色阴影区域表示战争时期,这些时期几乎造成了债务增长的全部原因。在同一时期,英国将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从乡村迁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工业产出激增(Crafts 1985)。因此,英国成为第一个摆脱马尔萨斯体制束缚的国家。

图1。英国的债务积累与政府支出,1690-1860年

150729- 债务积累与政府支出 VoxEU

迄今为止,学界大多认为政府借贷对增长的影响要么是中性的,要么是负面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如果英国少打仗、少借债,私人产业的投资本会更高(Williamson 1984)。另一种论点认为,私人储蓄决策抵消了大规模借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债务最终必须偿还,私人主体预期未来税收会上升,从而抵消了债务积累的效应(Barro 1990)。

未曾发生的革命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认为英国的借债热潮实际上有利于增长(Ventura and Voth 2015)。要理解为何大规模债务积累可能加速了工业革命,我们首先应当思考:在一个企业家突然开始利用高回报新技术的经济体中,应当发生什么。通常,我们会预期资本会追逐这些投资机会:任何拥有资金的人都应当尝试将储蓄投入新的棉纺厂、铁器铸造厂和陶瓷制造商。在他们缺乏直接投资的专业知识时,银行和股份公司本应将资金重新调配,把储蓄引向回报最高的地方。

事实并非如此。金融中介严重不足,未能将资金引向本应流向的地方。正如一位著名的英国工业革命史学家所言:

“英国的储蓄蓄水池已经足够充盈,但将其与工业车轮相连的渠道却寥寥无几且十分微薄……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财富中只有极少部分流入了新的工业企业……” (Postan 1935)。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政府刻意的金融压制是其中之一。高利贷利率限制、《泡沫法案》(Bubble Act)、限制银行规模的“六合伙人规则”(Six Partner Rule),这些制度的设计目的都是为了抑制私人金融中介,部分也是为了便于政府获得资金(Temin and Voth 2013)。

在缺乏有效金融中介的情况下,新兴行业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发展。由于新鲜资本进入极少,无法追逐那高得惊人的回报,回报率因此居高不下。Allen测算,资本的利润率从1770年代的10%上升到1830年代的20%以上,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多(Allen 2009)。

债务为何有所助益

私人中介的低效对于债务发挥有益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大规模发行债券,无意中实际开创了一条途径,将资金注入新兴行业企业家的口袋。

政府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政府债务出现之前,英国的富人和权势者,即贵族阶层,绝大多数将资金投入土地及土地改良。地位与土地紧密相连,但改良土地并非有利可图。许多投资形式的回报率仅为2%或更低。难怪贵族对土地投资失去了兴趣:到1750年代,首批贵族开始大规模从土地转向政府债券。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建议道:“每位地主都应将与其地产等额的资产投入公债(consols)或其他证券……”(Habbakuk 1994)。许多贵族听从了建议,转向了风险收益特征更优的资产。正如蒙森勋爵(Lord Monson)所言:“土地财产真是令人讨厌的麻烦。无法指望任何确定的收入。我希望你未来的妻子能拥有公债……”(Thompson 1963)。

从投资于石灰施肥(liming)、泥灰施肥(marling)、排水和圈地,转向投资政府债务,释放了大量资源:那些在农村已无利可图的劳动力不得不另寻工作。由于英国农业劳动力大部分是雇佣工人,转向政府债务把工人推离了土地。不出所料,工资的增长跟不上产出:经过城市不便因素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在1750至1830年间可能下降了。正如恩格斯等人所生动描述的,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却成为资本家的福音。他们的利润率持续上升,资本在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而劳动和土地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在收缩。更高的利润意味着对新兴产业的更多投资,英国的工业增长随之加速。

通过将债务置于我们对工业革命解释的核心,我们可以为许多此前看似令人困惑的现象提供统一的解释。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在初期(Crafts 1985),但技术变革可能相当迅速(Temin 1997)。政府借贷在初期减缓了资本形成,但在整个时期内结构变革迅速。工业中的回报率很高,但很少有资本追逐这些回报。尽管劳动力迅速从农村迁往城市,工资仍未能跟上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强调政府债务发行如何“化解”金融摩擦的负面后果,我们能够统一解释快速的结构变革与缓慢的增长;快速的技术变革与疲软的工资增长;大规模政府借贷与英国首次起飞并进入持续增长。

告别唐顿庄园

政府债务的发行也加速了社会变革,即资本家的崛起与贵族的衰落。若没有它,工业利润率将更低,贵族作为主导经济力量的衰落与没落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

能够确保最快增长的方案,即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会完全保留英格兰的社会等级。贵族的金融投资将通过银行和股票市场流入新兴行业,使最富有的1%获得高额回报。资本家的崛起本会被长期推迟,甚至完全避免。

更宏观的图景

工业化进程中的英格兰的这种情形,与当今世界究竟有多少相关性?这是否只是一个发生在遥远岛屿、我们知之甚少的时代故事(套用张伯伦(Chamberlain)的说法),还是说它对当下具有启示意义?即便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金融摩擦依然十分突出;改变革命性行业的盈利能力,本应对长期增长率产生一阶效应。政府债务的发行仍可能挤出总体上低效的投资。

政府债务的这些提升效率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重要。在那里,我们未曾讨论的债务额外益处,例如提供安全的价值储存手段和可靠的流动性来源(Holmstrom and Tirole 1998),可能使总体评估天平更加倾向于政府借贷。这并不是说债务不会变得过度(Reinhart and Rogoff 2009),但在考虑债务的风险时,我们也应关注其潜在益处。

参考文献

Allen, R(2009),“Engel’s pause: A pessimist’s guide to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46(2):418–35。

Barro, R J(1987),“Government spending, interest rates, prices, and budget defici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701–1918”,《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2):221–47。

Crafts, N F R(1985),《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Habakkuk, H J(1994),《Marriage, Debt, and the Estates System: English Landownership, 1650-1950》,Clarendon Press。

Holmstrom, B R, and J Tirole(1998),“Private and Public Supply of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6(1):1–40。

Postan, M M(1935),“Recent trend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6(1):1–12。

Temin, P(1997),“Two view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7(1):63–82。

Temin, P and H-J Voth(2013),《Prometheus Shackled: Goldsmith Banks and England’s Financial Revolution After 1700》,牛津大学出版社。

Thompson, F M L(1963),“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inhart, C M, and K Rogoff(2009),《This Time is Differ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Williamson, J G(1984),“Why was British growth so slow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4(3):687–712。

Ventura, J and H-J Voth(2015),“以债务推动增长:政府借贷如何加速工业革命”,CEPR DP No. 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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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ume Ventura 是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erca en Economia Internacional,CREI)高级研究员。Hans-Joachim Voth 是苏黎世大学经济系发展与新兴市场讲席教授。

图片:2014年10月4日,一名女子撑着印有英国国旗图案的雨伞,站在伦敦大本钟钟楼(R)和议会大厦前。路透社/Luke MacGre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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