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长期增长的关键，需要积极的公私合作予以培育。当今受困最深的国家，恰恰是那些私营部门研发投入不足、同时在教育、研究和新技术等领域公共投入也偏弱的国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即 许多国家盲目紧缩财政，正在损害经济增长。西班牙对公共资助研究削减40%，几乎不可能使其变得与德国一样具有竞争力。
要形成“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在各个行业、地区和国家内部培育创新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在所有相关主体之间、以及各主体内部建立灵活的联系：从企业到金融机构，再到教育和研究中心。
然而，人们常常忽视的是，这些主体各自在复杂的风险格局中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当前创新政策的许多失误源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例如，指望风险投资（VC）在任何新兴行业（如清洁能源技术）最早期、风险最高的阶段发挥主导作用，是天真的。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互联网领域，风险投资家是在最昂贵、高风险的投资已由公共部门资金完成之后15至20年才介入的。 之后 。
事实上，资本密集度高、技术和市场风险高的风险性项目往往为私营部门所回避，需要大量公共部门资金，以及远见和领导力才能启动。使iPhone如此智能的各项技术——从互联网到GPS、触摸屏显示器，甚至是会说话的个人助理Siri——其资金最终都可追溯到公共部门支持的研究，有时甚至可追溯到企业早期阶段的“种子融资”（如康柏、英特尔和苹果的案例）。
创新政策不仅在于纠正市场失灵，更在于积极地创造和塑造市场——这就是我所称的“企业家型政府”。企业家型政府由“使命”驱动，无论是过去的把人送上月球，还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些使命需要一个总体战略，使众多不同行业共同着眼于宏大目标。着眼于宏大目标，要求政府支持根本性变革，同时也要引导现有技术和结构走向新的方向。例如，若环境问题是一项有意义的优先事项，政府政策就必须做得远不止资助基础研究：还必须使“更绿色”比“不够绿色”更有利可图。
若要让政府承担创新所涉及的风险，有三项关键挑战：
克服误区。如果政策的关键作用是“促成那些原本不会发生的事情”（正如凯恩斯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书中雄辩地论证的那样），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支持创新所涉及的风险和障碍形成更为务实、细致的认识。 《自由放任的终结》。重要的是，不要围绕中小企业、风险投资或教育等事物制造误区；相反，我们需要理解它们的具体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在不同行业之间如何存在差异。目前，许多中小企业政策是由误区而非事实驱动的：大多数中小企业 并未 在三年期间内创造任何净就业岗位，且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创新政策不应受对中小企业的浪漫情结驱动，而应出于鼓励更多中小企业着眼于宏大目标、并寻求融资以实现增长的愿望。同样，风险投资常被浪漫化地视为一种企业家力量，而现实是，许多风险投资基金已日益趋于短期化，期望在三至五年内获得回报，而创新往往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在许多行业（如生物技术）中，风险投资模式已成为问题所在，而非解决方案。
组织变革。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是企业家型的。但是，把政府描绘为障碍——至多在市场失灵时收拾残局，至差也只应让开道路——的习惯，无助于建立自信、睿智且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例如，由于创新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建立欢迎探索和失败、而非畏惧二者的政府机构至关重要。事实上，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DARPA（资助了互联网的机构）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吸引专业人才的能力，以及其欢迎试错、但仍知道何时关闭水龙头的内部组织文化。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机构每年在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支出为320亿英镑。与其执着于缩减政府规模，我们更须从内部转变政府，使其更具企业家精神，并以使命为导向。
风险与回报。鉴于国家在许多行业（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计算机和清洁能源）中充当主要风险承担者的角色，重要的是要考虑某些投资是否应当获得超出企业所得税之外的直接回报。也就是说，与其过分担忧“挑选赢家”的问题， 挑选赢家，不如更多思考如何回报成功的投资，使其能够弥补不可避免的损失，并为未来投资筹集资金。若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国家仅从其在互联网上的投资中收回哪怕0.1%的回报，今天就会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投资绿色技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资助谷歌算法时一无所获，这是否合理？获取回报的方式包括股权、收入或有贷款，以及国家保留知识产权黄金股的能力。但这首先需要理解导致创新的 集体 风险承担过程，从而使不仅风险被社会化，回报也同样被社会化。
作者：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SPRU）的教授，also著有 《企业家型政府：驳斥公私部门神话》。在《金融时报》阅读书评请点击 此处 ，在《经济学人》阅读书评请点击 此处。
她将参加以下环节： 与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合办的“创新经济学” ，地点为 新领军者年会 ，举办地为中国大连。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伦敦东部肖迪奇区的一幅壁画。路透社/安德鲁·温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