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这样的：自1979年以来——这是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前最后一个商业周期的峰值——美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成了富人的专属现象。美国贫困和中产家庭的实际（经通胀调整后）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至多只有微不足道的提高。尽管年度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了72%，从29,000美元升至50,000美元（按2009年价格计算），但几乎所有增长都流向了如今处于美国收入分配最高层的人群。
这些说法都没错，但有几个重要的限定因素。其中之一见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去年发布的 《家庭收入与联邦税收分布》。美国收入最低五分之一家庭2010年的税后实际收入比1979年高出49%，年均增长1.3%。2010年，中间三个五分位家庭的税后收入高出40%，相当于年均增长1.1%。
诚然，收入位于第81至第99百分位的家庭税后收入增长了64%，而最高1%人群增长了201%，年均增长率达3.6%，远高于其他任何收入群体。如今，随着经济复苏也集中在富人群体，美国最富有的1%自1979年以来的累计收入增幅很可能已接近300%。
不过，中间五分位家庭每年1.3%、底部家庭每年1.1%的实际收入增幅，也不能算微不足道，对吧？与人均GDP年均1.6%的增幅相比，差距不大，不是吗？
嗯，既是，也不是。乐观主义者（或辩护者）可以说，尽管自1979年以来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确实大幅加剧，收入分布底部一半人群的实际收入绝对水平有所下降，税收也变得不那么累进，但福利国家的扩张显著缓和了不平等的加剧。
但若看CBO计算的底部五分位税后实际收入年增长率1.3%，其中0.9个百分点来自医疗保健融资项目的扩张，包括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州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BO将这部分增长全部计作美国贫困家庭税后实际收入的增加。但这并不是美国穷人可以拿来消费的钱，因此应当作一定幅度的下调。
此外，这些支出只有一半体现为项目受益人获得了更多医疗保健服务；另一半流入美国整体医疗保健融资体系，用于支付此前未获补偿的医疗服务。而美国的医疗保健融资体系效率低得格外突出：其他 经合组织国家用每一美元获得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服务更多 ；美国每花2美元才能获得同等服务。因此，扩大美国公共医疗保健项目对美国贫困人口物质福祉的贡献，更合理的估计仅为每年0.2个百分点。
因此，2010年《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奥巴马医改”）设立个人健康保险强制参保规定，或下定决心采用由单一支付方承担医疗保健融资的制度，都是必要之举。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美国都需要从其庞大的医疗保健支出中获得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当的价值。
坦率地说，对于政府医疗保健融资项目不断扩大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我有两种看法。在奇数日，我的结论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穷人的物质福祉每年增长0.5%，而富人增长4%（超级富豪则增长6%）。这是因为，在任何合理意义上，大部分扩张都不等同于美国穷人收入增加；同时，美国的医疗保健融资所得价值相对较低。
然而，在偶数日，我的结论截然不同。1979年，美国穷人在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中通常的社会民主国家；因此，尽管每增加一美元只带来价值0.25美元的实际医疗保健服务，但对穷人而言，这0.25美元所带来的物质福祉价值约等于一美元。
按照这种看法，美国医疗保健项目的扩张使贫困人口经恰当衡量的物质福祉自1979年以来持续改善，增速与人均实际GDP的增速相差不大。但1979年美国存在的医疗保健覆盖和融资缺口，使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收入分配数据所显示的水平。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J. Bradford DeLong 是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副员。
图片：2013年1月20日，在华盛顿总统就职游行路线沿线可见美国国旗。路透社/香农·斯特普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