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量研究、就业统计数据以及美国政界人士的言论，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实力提出了质疑。例如，在2014年1月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一文中，Martin Baily和Barry Bosworth对美国制造业就业近期的绝对下降，以及制造业在美国总就业中长期存在的份额下降表示担忧。他们还认为，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完全可以归因于计算机生产的异常表现，而非制造业整体的成就。
美国参议员、佛蒙特州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其网站上表示：“佛蒙特州乃至整个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大幅萎缩，必须重建，以扩大中产阶级。”奥巴马总统则以“制造企业不应将就业岗位转移到海外”的观点为依据，提出了企业税制改革方案（2013年国情咨文）。
诚然，制造业就业占美国总就业的比重持续稳步下降，这一证据毋庸置疑；而且仅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就锐减了近30%。
但是，对就业的长期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基础日益增强的重要迹象。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最近的一份政策简报（Moran and Oldenski 2014）中，我们分析了关于美国制造业状况的最详细、最新的数据。
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工业基础的整体规模（即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在四十多年间快速增长，并有望在2014年底前超过2006-7年的历史峰值。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我们发现美国制造业增长具有广泛基础，涵盖运输设备、医疗设备、机械、半导体、通信设备和汽车等细分行业，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此外，与外界普遍对美国企业和工人竞争表现走弱的忧虑相反，制造业的生产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美国经济其他部门，都在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相较于其他国家同样十分强劲。
最后，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制造业务的海外外包，与其在美国的制造业活动规模和实力的增长相关。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净就业流失的绝大部分发生在那些留在国内、不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对美国研发及其他高技能服务业产生了显著的反馈效应。
超越美国制造业就业数据的视角
奥巴马总统是历届政治领导人中的最新一位，他们都主张美国必须设法加强制造业并提升其竞争力。2000年至2011年间，制造业岗位从1730万个减少至1160万个，减少了570万个，降幅约为33%。2010年以来，制造业就业总量略有回升，2013年制造业岗位报告数为1200万个。不过，相较2000年，这仍约下降30%。
但制造业岗位减少，并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基础在缩小。1960年至2007年间，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年均增长3.1%；经历衰退期的短暂下滑后，2010年至2013年间，其年均增长率恢复至4%。即使年均增长率不超过2.8%，美国工业基础的绝对规模，即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仍将在2014年底前超过2006-2007年的历史峰值。
部分学者，尤其是 Martin Baily and Barry Bosworth (2014) 等认为，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主要由单一细分行业推动，即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但当我们考察美国制造业内部的异质性时，发现包括运输设备、医疗设备、机械、半导体、通信设备和汽车在内的其他多个细分行业，其增速均远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美国制造业基础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而且制造企业和工人的生产率增长也领先于美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均快于整体经济。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不仅相对于美国其他部门强劲，与其他国家相比同样强劲。2010年和2011年（可获得数据的最新年份）中，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总额的比重增长了2.19%，而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下降了0.99%。因此，尽管就业数据表现疲软，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但重大的政策问题依然存在，这在当前的华盛顿尤为重要。美国制造企业的对外投资在美国工业基础演变中扮演何种角色？如果美国制造企业减少海外投资，美国国内制造业企业和工人是否会变得更加庞大、更具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外包对美国国内产出、投资和就业的影响
为考察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对其国内运营的影响，我们使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收集的全面企业层面数据，实证识别单个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会发生什么。我们采用面板回归方法，使用所有美国跨国公司在20年时间跨度内的数据。我们加入企业固定效应，以保持某一企业特有的一切因素不变，从而分离出该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时，其美国就业及我们考察的其他变量如何变化。因此，界定某一企业的全部特征，如其所属行业、规模、相对市场力量等，均已得到控制，不会干扰结果。我们还加入年度固定效应，以保持某一年份内企业外部发生的一切因素不变，从而排除衰退和繁荣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影响。
我们追踪了与外包及美国企业其他类型海外扩张相关的美国就业、销售、资本投资和研发变化。在一项新颖的考察中，我们比较了严格定义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与拥有制造业务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结果。后一项研究改进了现有针对纯制造企业的研究。我们纳入了美国业务大多归类为服务业的企业，包括研发、工程、IT服务、营销和管理等高附加值活动，但这些企业同时也将制造生产外包。通过分析此类企业，我们能够评估制造业外包如何影响同一企业内部的国内服务业。
图1按美国业务及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主要行业，列示了结果。图1上半部分仅显示严格定义的制造企业的结果，即在美国总部和海外分支机构均以制造业为主要业务的企业。下半部分考察的是在美国总部以服务业为主、但在海外也开展制造活动的企业，并展示了当这些企业扩大海外分支机构的制造销售或就业时的变化。
关于这些结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均为正值。因此，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都与同一企业在美国国内的扩张相关。这些企业的海外业务是对美国国内业务的补充，而非替代。
尽管各类外包都与美国境内活动的增加相关，但仍呈现出一些尤为重要的规律。
首先，美国制造企业的海外扩张，伴随着国内就业的显著正向增长。
当然，这种正相关关系并非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出现。部分工厂可能关闭，另一些工厂可能开设，工厂内部的岗位构成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我们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创造就业岗位以及扩大海外销售，都与国内总体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净就业流失的绝大部分，发生在那些留在国内、不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中。
图1：外国制造业扩张与美国跨国公司国内制造和服务活动之间的关系
注释：基于1990年至2009年美国经济分析局企业层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所有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所有模型均包括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任务外包所带来的最大收益流向了美国研发活动。
例如，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制造业就业增长10%，与外包企业美国研发支出增长6.2%相关。当美国机构以研发和其他服务为主时，制造业外包增长10%会使该企业的美国研发支出增长10.8%。若以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而非就业来衡量制造业外包，则对于以服务为主的美国机构，海外增长10%所对应的国内研发支出增幅为13.2%。换言之，美国企业的国际扩张并未减少其国内活动，相反，它伴随着国内投资的增加，而其中研发支出的增幅最大。
最后，我们的结果显示，当制造任务被外包时，美国获得的大部分收益最终体现在美国国内服务业部门。
Oldenski (2012) 已证明，美国跨国公司将相对更为常规的任务外包，同时将最复杂和非常规的任务保留在美国。这种专业化分工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在创新、工程和管理等高技能、非常规任务方面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非基础装配等常规任务。进一步研究由 Oldenski (2014) 进行，其研究表明，这种依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会在美国创造更多高技能、高薪就业岗位。
没有人质疑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总体就业已经下降。但由于我们明确证实，外包伴随着外包企业自身的国内扩张，因此所观察到的国内就业下降不能归因于美国企业的海外扩张。经济衰退、新技术或需求变化等其他因素，必定是国内就业流失的罪魁祸首。恰恰相反，如果美国跨国公司在此期间没有进行这些对外投资和由此带来的境外就业创造，图1中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内就业将会更低，而非更高。
结论
通过审视最新、最详细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就业下降，美国制造业基础却正变得更加庞大、更具生产率，也更具竞争力。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拓展海外业务，会带动这些同一企业在美国国内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显著增长，包括创造更多高薪制造业岗位。政策含义十分明确：美国若采取任何阻碍或抑制本国企业对外扩张的措施，都将导致经济活动减弱，以及国内优质就业岗位减少，而非增加。
与 Vox 合作发布
作者：Theodore H. Moran，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马库斯·瓦伦堡讲席教授；Lindsay Oldenski，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助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图片：2014年5月29日，南卡罗来纳州温斯伯勒，一名工人在Element Electronics公司一台32英寸电视机的背面安装主板后做最后调试。REUTERS/Chris Ke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