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困境之中，乌克兰无力偿还其债权人。该国需要更多资金、切实的改革以及债务重新安排。然而，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欧盟为此竭尽全力，其努力仍将受到它们自身向乌克兰及其他众多新兴经济体推动签署的投资协定的掣肘。事实上，乌克兰可能会面临一连串复杂且代价高昂的法律诉讼。
近年来，精明的债权人律师主张，投资条约赋予债券持有人与外国直接投资者相同的权利，并且只要发现投资条约中含有宽泛、开放式的定义，便会将主权债务案件偷偷纳入国际仲裁程序。阿根廷、希腊和塞浦路斯的近期经历凸显了主权债务重组所面临的“反噬”效应。
首个此类案件是 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e Republic，该案始于2008年。数千名意大利债券持有人拒绝接受阿根廷的债务重组方案，并成功主张《意大利—阿根廷投资条约》赋予他们通过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寻求赔偿的权利。
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需要债权人达成集体协议，而这只有在个别投资者企图攫取其资金并脱身的动机受到抑制时才能实现。这正是为何为“拒不合作者”留有余地的投资条约会适得其反。
在国内司法管辖区，破产机制被用来约束债权人。但国际层面并不存在此类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于2002年提出一项方案；然而，在投资者齐心协力的游说面前，该方案遭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达成一项协议，即在债务合同中使用 集体行动条款 （CACs）。
例如，欧元集团已宣布，2013年1月1日之后发行的所有欧元区主权债券均应包含集体行动条款。若多数债券持有人接受该方案，此类条款将使政府的债务重组提案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些条款发挥作用时，能够简化债务重组流程。
在希腊的案例中，集体行动条款被追溯性地写入所有受希腊法律管辖的债务之中。这使得重组得以比原本可能的情况更快、更有序地进行。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委员会——曾鼓励希腊政府纳入集体行动条款。然而，如今这一操作正在国际仲裁中 遭到挑战 ，被认定为征收。
同样的情况很可能也会发生在乌克兰身上，该国已批准了50多项投资条约。这些条约的相关条款与希腊投资条约中的条款相似，甚至往往完全相同，均确立了宽泛、开放式的投资定义，且未将主权债务排除在外。此外，许多条约为投资者提供了直接诉诸仲裁的途径。
那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首先，与乌克兰签有投资条约的国家可以增设附件，明确将主权债务排除在外。重新谈判50多项条约会十分繁琐，但乌克兰仅重新谈判其中一项便将大为受益： 《美国—乌克兰投资条约》。
据一些估计，乌克兰政府债务中超过20% 近期已被收购 ，收购方为一家专营困境债务的美国投资基金——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公司。因此，在“反噬”效应显现之前，政策制定者最好借鉴美国投资条约中将主权债务排除在外的有力先例。
尽管美国的投资条约在大多数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它们在处理主权债务问题上的做法差异显著。其中，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第十一章明确排除主权债务。同样， 《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条约》 和 《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 均设有实际上排除主权债务的附件。
对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增设排除主权债务的附件是一项艰难的抉择。一方面，美国的投资条约旨在为美国海外投资者争取尽可能强有力的保护。在局势动荡、产权缺乏保障之际削减投资保护，与此类条约的宗旨背道而驰。
然而，鉴于乌克兰危机所涉及的政治与安全迫切需要，另一种选择反而更糟。袖手旁观意味着允许美国投资基金针对未来的乌克兰政府提出巨额赔偿索赔，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该政府的国内政治基础也将十分薄弱，且早已背负着不受欢迎的紧缩计划和贷款偿还安排。这一结局不仅仅是公关层面的噩梦；在俄罗斯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它很可能加速地缘战略灾难的到来。
理想状态下，世界应当拥有一套运行良好的主权债券重组国际机制。而我们距此尚远。然而，在镜头从乌克兰移开之前，各国官员和领导人可以确保未来的乌克兰政府不会被迫一对一地面对国际仲裁程序中的债券持有人。
美国和西欧在弥补国际金融架构的这一漏洞方面具有压倒性的战略利益，并须防止其私人投资基金积极向未来的乌克兰政府寻求赔偿。若不如此，所承担的风险将远不止经济损失。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 世界经济论坛的立场。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Ngaire Woods是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该校全球经济治理项目主任，并为 全球议程委员会 机构治理体系专题成员。Taylor St. John是牛津大学全球经济治理项目高级研究员。
图片：一名员工于2014年3月17日在一家货币兑换处的公告板上更新汇率。路透社/Sergei Karpukh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