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健康社会和成功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应如何理解信任？经济学文献往往将信任视为一种理性计算，而杜伦大学的尼古拉斯·鲍姆加特纳认为，早期教会的神学鼓励人们信靠上帝，也赋予他们为更大利益而行动的力量。这种更全面的信任观或许能帮助当今政策制定者促进社会凝聚力。
很难想象我们的自由社会在缺乏信任或信任程度很低的情况下还能繁荣发展：企业、政府和货币体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普遍信任才能运转。简言之，信任是自由社会繁荣发展所必需的一种社会福祉，政策制定者应当致力于培育信任。
然而，要理解信任这样复杂的事物如何发挥作用并非易事。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实验经济学——一直试图揭示这一现象。但直到今天，信任对经济学家而言仍是一个谜；神学或许能带来一些有益见解。特别是，早期教会这个看似不太可能启发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对象，或许能让我们领会信任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
信任使我们能够慷慨待人
圣路加描述了早期教会——信徒团体；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名称是“那些信靠的人”，并称他们凡物公用，而且“变卖产业和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人们通常将这个理想化的团体描绘成更公平地重新分配资源的典范，甚至将其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和少数人不公正地积累财富的依据。这样的解读或许会吸引一些人，但它忽视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作者所传达的更为激进的信息：信靠上帝应当成为经济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信靠上帝能使人们为更大利益而行动。
贯穿《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信靠上帝及其眷顾的人能够慷慨待人：撒该和那位穷寡妇就是圣路加所举的例子。信靠上帝在圣路加的信息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早期教会谴责那些宁愿信赖自己的投资也不信靠上帝的人：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的钱买了一块田；以及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私自留下卖田所得的一部分。对圣路加而言，信靠上帝与否会影响经济决策，并使这些决策本质上成为道德行为。
从经济人到上帝的形象
不应将这种对早期教会的理想化描绘理解为鼓励人们不加思索地信任任何人、把钱送人，因为无论如何上帝都会提供安全网。相反，它强调的是，缺乏对上帝的信任会妨碍我们慷慨待人，进而阻碍社会福祉的提升。这与经济学文献对信任的描述截然不同：按照这种描述，信任的决定源于理性计算，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对方被认为是否值得信任；第二，信任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否值得承担风险。
经济学家的常见预测是，除非他人有值得信任的动机，否则人们不会信任他们。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值得信任，是因为他理性地认为，被视为值得信任会对自己更有利；只有当信任能够顾及对方的利益时，信任才是理性的。然而，经济学和心理学实验表明，这种预测并不准确：第一，即使信任并非完全理性，人们往往仍会选择信任，即便彼此之间原本毫无关系。第二，人们期待得到信任；而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他们往往会以不值得信任的方式行事来报复。第三，最容易信任他人的人，也被发现更常表现出对他人无条件的善意。第四，相比通过彩票下注，人们更愿意冒险去信任陌生人，即便两种方式拿回钱的概率相同。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将信任视为并付诸实践为一种道德决定，而非纯粹的理性计算。
不过，经济学家仍容易再次把这种行为描述为效用最大化：信任者因信任而感觉良好，所以选择信任；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归根结底是一种自利追求。但对神学家而言，信任的行为必然是一项伦理决定：如果信任能带来共同利益，就应当追求信任。面对不确定性，信任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选择，而非纯粹的计算；个人选择信任，即便这意味着承担一些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选择并不符合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理性。
经济分析在政策制定中的局限
对神学家而言，结合多项实证研究，信任理应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美德，而非纯粹的计算。认识到信任是一种伦理决定，是自由选择行善，而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如何构建个人决策模型，会决定政策走向。如果要在社会中培育信任，经济学家和神学家必然会提出不同的政策：前者会建议建立激励机制，或采用助推方式来提高信任水平；神学家则更可能向人们讲明信任为何是一种美德，并鼓励他们践行信任。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决策过程的建模方式：许多经济理论具有决定论色彩，因为需要通过数学模型刻画人类行为；而神学家则更能将意志自由纳入考量。当然，现实更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决策会受到习得模式的影响。但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他们赖以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有哪些局限，信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给当今政策制定者的思考
当然，并非人人都相信上帝，更具体地说，并非人人都相信仁慈的上帝。即便如此，从圣路加对早期教会的描绘中得到的启示仍然成立：如果人们能够依靠安全网，就会表现得更慷慨；这种安全网可以是稳健的国家福利制度。实证研究也表明，如果给予人们足够的信任，他们更可能表现得值得信任。若要建设一个繁荣的自由社会，我们或许需要摒弃经济理论核心中的犬儒信念，即人天生就想钻制度空子，只有受到激励才会值得信任。同样，为了创造更公平的社会而强制重新分配财富，未必必要，甚至未必明智。政府或许更应当从信任自己所服务的民众开始，以此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