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难民人数激增使移民问题受到关注，但发达经济体中早已有大量移民，移民人数也在持续增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移民占成年人口的15–20%，在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比例达到30%。1990年至2015年间，移民贡献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一半。联合国预计，由于人口老龄化，若没有更多移民，未来15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减少。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意味着，他们可能对东道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图1。部分国家的移民与劳动年龄人口
图2。对贸易与移民的态度
然而，移民是一个政治上颇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围绕移民的言论也变得更加负面。发达经济体的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实际上远比对贸易的态度负面。因此，仔细考察移民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
短期阵痛，长期收益
负面言论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有人认为，移民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取代本土劳动者，或拉低他们的工资。大多数研究发现，移民对本土劳动者平均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有限（综述参见 Peri 2014）。不过，一些研究发现，移民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例如 Borjas 2003、Card 2001）。当移民难以融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时，移民也与社会紧张关系相关，其中部分源于文化和语言差异。在欧洲，调查显示，相比就业等经济问题，语言和文化等移民带来的社会构成变化更令民众担忧（Card 等，2012）。
然而，对于移民对接收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影响，人们所知甚少；这种繁荣以人均GDP衡量。移民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产生影响。首先，由于移民大多处于劳动年龄，移民会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如果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生产性就业，就能推动人均GDP增长。其次（而且较少受到讨论），移民也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一方面，移民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至少在初期如此，因为新增劳动力会减少人均可用的实物资本；如果移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本土人口，也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文献表明，移民可以通过增加技能和思想的多样性、促进技能互补与专业化，以及推动本土劳动者提升技能来提高生产率。
在一篇新论文中，我们从宏观层面考察移民的长期影响，具体关注其对接收移民的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Jaumotte 等，2016）。此前有两项范围广泛的跨国研究发现，移民对人均收入和生产率都有显著影响（Ortega 和 Peri，2014；Alesina 等，2016）。与这些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有三项贡献。第一，我们只关注发达经济体，而非混合纳入高收入和低收入东道国的样本。这使研究结果可直接用于发达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于本土人口，移民人数更多，收入水平也更高。[1] 第二，我们利用一个新的面板数据库，考察人均GDP所受影响是否因移民技能水平不同而异。该数据库按五年间隔记录了1980–2010年间18个发达经济体按来源国和教育水平划分的移民人数。最后，我们不止考察移民对人均GDP的总体影响，还研究收益在多大程度上由全体人口共享。
移民提高人均GDP和生产率
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在宏观层面确定移民对人均GDP的影响并不容易。例如，正相关关系可能反映的是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吸引了移民，而非移民推动了人均GDP增长。为应对反向因果关系和其他偏误风险，我们沿用 Ortega 和 Peri（2014）以及 Alesina 等（2016）的做法，利用引力模型和双边移民存量数据，为移民总占比构建工具变量。该模型仅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外生于东道国收入水平的因素来预测移民流动。这些因素包括反映来源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推力”因素，以及东道国与来源国之间由地理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移民成本。
我们发现，移民有助于提高发达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一影响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显著。估算结果表明，成年人口中移民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为0.2个百分点），长期人均GDP最多可提高2%。此外，这一影响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小部分则来自更常见的渠道，即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上升。
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这一结果依然成立。检验包括控制人均收入的其他决定因素（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教育水平、东道国人口年龄结构及政策变量）；将因移民形成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除在样本之外；以及使用基于其他引力模型的工具变量。
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都有助益
我们发现，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证据表明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被大幅稀释，因为投资会随着劳动者人数增加而逐步调整，而且移民的技能水平日益提高。相反，我们的结果表明，早期研究主要在微观层面发现的互补效应，在宏观层面同样存在。微观经济学文献的证据显示，生产率提升的积极影响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高技能移民通过创新等方式直接提升生产率，也会通过对本土劳动者产生积极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生产率。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移民也能提升总体生产率，只要其技能与本土劳动者互补，进而促进职业重新配置和任务专业化。例如：
- 移民可以填补本土劳动者供不应求行业的岗位，例如农业、护理、家政和园林绿化。没有移民，本土劳动者就需要获得激励才愿意提供这些基本服务，结果将是供给减少、成本上升。
- 移民从事更多常规体力劳动岗位时，本土劳动者会转而承担更复杂的工作（需要抽象思维和沟通能力），从而推动他们提升技能（D’Amuri 和 Peri，2014）。
- 最后，低技能移民与高技能本土女性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事实上，我们发现了支持所谓“保姆效应”的实证证据：低技能移民提供帮助，使托儿和家政服务更加充足，本土女性——尤其是技能较高的女性——便会增加劳动供给（Cortés 和 Tessada，2011）。
图3。移民占成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影响
收益由各群体广泛共享
人均平均收入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广大民众的境况也会改善。如果所有收入增长都被企业高管和股东获得，广大民众可能无法受益，甚至可能境况更差。然而，我们的分析发现，移民带来的收益由各收入群体广泛共享。移民会提高收入最低的90%和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人均平均收入，尽管高技能移民让高收入者受益更多——这可能是因为移民与高技能本土劳动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更强。此外，移民占比不会影响基尼系数；该系数是衡量收入最低的90%人群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指标。
政策启示
移民可能带来短期成本，例如帮助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我们的研究表明，承担这些成本或许值得，以换取收入水平和繁荣程度的长期提升。
帮助移民更快融入的政策包括语言培训、求职支持、更好地认可其教育和工作经验，以及降低创业门槛（Aiyar 等，2016）。这些政策可能需要增加公共支出，但能帮助移民找到工作，使他们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日益增加，并推动人均GDP长期增长。
与此同时，尽管移民带来的收益似乎由各群体广泛共享，一些本土劳动者也可能需要帮助来适应变化，例如提升技能。政策制定者还需要避免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不堪重负，以控制社会紧张关系可能加剧的风险。
编者按：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应归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
参考文献
Aiyar, S, B Barkbu, N Batini, H Berger, E Detragiache, A Dizioli, C Ebeke, H Lin, L Kaltani, S Sosa, A Spilimbergo and P Topalova（2016）“欧洲难民潮：经济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报告 16/02，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leksynska, M and A Tritah（2015）“移民的异质性、东道国收入与生产率：渠道核算方法”，《经济探究》，53(1)：150-172。
Alesina, A, J Harnoss and H Rapoport（2016）“出生地多样性与经济繁荣”，《经济增长杂志》，21(2)：101–38。
Borjas, G J（2003）“劳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重新审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118(4)：1335–74。
Card, D（2001）“移民流入、本土人口流出及移民增加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劳动经济学杂志》，19(1)：22–64。
Cortés, P and J Tessada（2011）“低技能移民与高技能女性的劳动供给”，《美国经济学杂志：应用经济学》，3(3)：88–123。
D’Amuri, F and G Peri（2014）“移民、就业与就业保护：来自大衰退前及期间欧洲的证据”，《欧洲经济学会杂志》，12(2)：432–64。
Jaumotte, F, K Koloskova and S Saxena（2016）“移民对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溢出效应报告，第8期，10月。
Ortega, F and G Peri（2014）“开放与收入：贸易和移民的作用”，《国际经济学杂志》，92(2)：231–51。
Peri, G（2014）“移民劳动者会压低本土劳动者的工资吗？”，《IZA世界劳动》。
尾注
[1] 考察经合组织国家时，Aleksynska 和 Tritah（2015）也发现，移民对东道国的人均收入和生产率有正面影响，尤其是处于主要劳动年龄段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