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近期的发展中,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却鲜少被谈及)的变化,即该国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自力更生”和经济自给自足在独立后曾是印度的国家口号,而且在印度的情况下,这一口号持续了四十多年。大多数西方人想当然地将资本主义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将其与奴役相联系。毕竟,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资本主义的先驱,最初是来经商的,后来却留下来统治了。
历史教给我们的一课是,历史常常教给我们错误的教训。对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而言,这意味着每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外国人,都应被视为新殖民主义楔子的薄薄一端。
这对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产生了严重影响。印度没有像新加坡等少数后殖民国家那样选择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其领导人(以及大多数前殖民地的领导人)坚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独立只有通过经济独立才能得到保障。
因此,自力更生成为官方信条,保护主义壁垒高筑,印度在四十五年间基本脱离了全球贸易与投资流动。官僚而非商人掌控着经济的“制高点”,印度将自己束缚于国家管制之中,这种管制强调分配正义而非经济增长,扼杀自由企业,并阻碍外国投资。当“亚洲四小虎”迅速崛起时,印度经济却步履蹒跚,以每年2%至3%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们轻蔑地称之为“印度教式增长率”。
“自力更生”既保障了政治自由,也保障了免于经济剥削的自由。结果是,独立后的前五十年间,印度尽管怀有最良好的意图,却实行了一种以补贴无效率、以管制停滞、以再分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政策。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印度式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体。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对印度人经济福祉至关重要的商品与服务必须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不是掌握在那些想要通过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与服务来牟利的印度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国家这一公正无私的手中,国家是全体印度人的父母。
基于这种思维,业绩并非评判公共部门效用的相关标准。低效率被国库的慷慨补贴所掩盖,而由社会主义理论家、官僚管理者、工会和垄断企业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使其免受政治批评。
“许可证—配额”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使政客和官僚得以将公共服务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并催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腐败文化。用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的著名警句来说,印度的不幸在于饱受杰出经济学家之苦。再加上喧嚣的政客,以及对国民经济“蛋糕”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几十年的保护主义使这块蛋糕无法做大。
无法量化印度在四十年间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企业家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申请许可证上,而非生产产品;花钱行贿而非雇用工人;讨好政客而非了解消费者;通过官僚“办成事”,而非自己动手去做。
直到1991年发生大规模国际收支危机,印度政府甚至不得不将其黄金储备运往伦敦,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抵押品,印度才在时任财政部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的主持下开放经济。在印度文化中,一个家庭中女性所拥有的黄金常被视为家族荣誉的保障;将国家黄金交予外国人,是一种民族耻辱,旧有的保护主义无法承受这种耻辱。
此后,印度已成为全球化的典范。其全球贸易份额从1947年的2%降至1987年的0.2%,该国随后决定向世界经济开放。外国投资曾被视为威胁,如今却被视为生命线。
信息技术革命将印度才华横溢的年轻白领与西方雇主和客户连接起来;IT及IT赋能服务、呼叫中心和业务流程外包业务成为印度新经济的标志。GDP增长率增至三倍以上,2005年至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超过9%。如今,无论政治光谱上的哪一派,都普遍认为,若没有世界其他地区,印度的增长与繁荣将无从谈起。
年轻一代是在自由化中成长起来的,不会接受其被逆转。今天的年轻印度人在成年后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很可能要与外貌、言谈、穿着或饮食与他们不同的人打交道。与父辈不同,他们很可能供职于一家面向国际的公司,客户、同事或投资者遍布全球;而且他们越来越有可能到遥远的地方度假。
这一转变现已深入人心。自1991年以来,印度政府已由三届不同的联合政府执政,其中一届(1996年至1998年)包括共产党人,但没有一届偏离“新德里”共识。1991年,辛格在议会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预算演讲时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一个时机已到的思想。”他的话后来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印度经济以及印度政治思维的自由化已被证明不可逆转。它的时机已经到来,且不会过去。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是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国务部长。他最近的著作是 《Pax Indica:印度与 21世纪的世界》。他曾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撰稿人。
图片:孟买不同面值的印度货币 REUTERS/Vivek Prak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