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遭受着极其严重的空气污染。冬季供暖和发电所需的燃煤是此类污染的主要来源。污染导致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升高，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经济学家试图利用自然实验衡量此类影响。例如，中国共产党一项延续已久的政策，为淮河以北的城市提供免费冬季供暖。这项额外的冬季供暖需求导致燃煤量增加，使淮河以北的颗粒物水平高于南方地区。Chen 等人（2013）将淮河冬季供暖政策作为一项自然实验，考察空气污染对中国预期寿命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TSP 浓度每增加 100 μg/m3，出生时预期寿命就会减少约三年。
中国城市居民知道空气污染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智能手机应用的普及，使他们能够实时了解某一天所在城市的室外污染水平。希望保持健康和高效的人，有强烈动机避免暴露于此类污染（Graff-Zivin 和 Neidell，2013；Zheng 和 Kahn，2013）。
人们有两种降低空气污染暴露的策略。首先，他们可以搬到厦门、珠海等低污染城市，但这些城市不具备北京等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经济和社会机会。就一个人在城市中的居住、工作和购物地点而言，空气污染暴露取决于其在户外停留的时间以及自我防护方面的投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佩戴口罩或使用空气污染过滤器的人，接触到的空气污染会更少。
中国主要城市的许多居民会在网上购买商品。阿里巴巴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提供中国最大的在线购物平台淘宝网（拥有数亿在线消费者），类似于 eBay 和 Amazon。据淘宝统计，2013 年中国消费者在 450 万笔在线交易中花费 8.7 亿元人民币（1.43 亿美元）购买防霾产品。尽管人们对“数字鸿沟”的担忧意味着贫困人口可能较少网购，但在中国，低收入人群更愿意使用淘宝，因为其价格低于实体店。
我们利用淘宝数据，研究了 34 个城市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间空气过滤器和口罩的月销售额。数据分为三个收入类别。这些类别分别对应消费者购买支出总体分布中第 75 至第 100 百分位（“高收入”）、第 25 至第 75 百分位（“中等收入”）以及第 0 至第 25 百分位（“低收入”）的消费者。
空气过滤器比口罩贵得多。两者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490 美元和 0.9 美元。消费者必须每年更换一次空气过滤器的滤芯，而一只口罩只能使用约十天。因此，空气过滤器的每日使用成本（包括电费）是口罩的十倍以上。2013 年淘宝上的口罩和空气过滤器交易中，高收入群体（全部消费者中的前 25%）购买了 31.9% 的口罩和 47.9% 的空气过滤器。
空气过滤器在保护人们免受空气污染方面比口罩更有效。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系开展的研究以及中国消费者协会进行的测试显示，口罩和空气过滤器的平均有效率分别为 33% 和 92%。也就是说，佩戴口罩或使用空气过滤器的人，接触到的 PM2.5 浓度分别为原始浓度的 67% 或 8%。
图 1 展示了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该图给出了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预测结果；该模型详见我们发表的 NBER 工作论文（Zheng、Sun 和 Kahn，2015）。图中，城市环境空气污染水平绘于横轴。空气污染范围从最清洁的城市（约 30μg/m3）到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约 120μg/m3）。纵轴表示销售指数随室外污染水平变化的百分比增幅。在控制其他城市特征后，我们预测了某城市某个月中，三个不同收入群体的口罩和空气过滤器购买量如何随环境空气污染变化。
图 1. 城市 PM2.5 浓度与自我防护产品投入之间的关系
该图预测了城市口罩和空气过滤器消费量如何随城市 PM2.5 浓度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无论收入如何，所有城市居民在室外污染加重时都会大幅增加口罩购买量。鉴于口罩价格低廉，这种收入效应差异的缺失并不令人意外。这一事实与 Mu 和 Zhang（2014）的一项独立研究相符。对于空气过滤器购买量，我们观察到，三个收入群体都会随着室外污染加重而增加购买，但富裕群体和中产阶层增加购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鉴于空气过滤器能有效减少污染暴露，这一发现支持了这样的说法：现有产品对中国城市居民的高水平室外污染提供了差异化保护。这些结果表明，贫困人口最不可能使用市场商品进行自我防护，因此暴露于最多的污染。
结语
如今，人们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发展趋势高度关注。研究记录显示，共产主义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Fleisher 等，2010）。利用近期关于降低城市空气污染暴露产品的互联网销售数据，我们记录了城市贫困人口较少采取这种改善健康的策略。这表明，横截面收入比较低估了终身不平等，因为相较于较贫困的人，富人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并获得更高的终身福祉流量（Hall 和 Jones，2004）。
参考文献
Chen, Y, A Ebenstein, M Greenstone 和 H Li（2013），“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证据：来自中国淮河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10(32)：12936-12941。
Fleisher, B, H Lin 和 M Q Zhao（2010），“中国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等”，《发展经济学杂志》，92(2)：215-231。
Graff Zivin, J 和 M Neidell（2013），“环境、健康与人力资本”，《经济文献杂志》，51(3)：689-730。
Hall, E 和 C I Jones（2007），“生命价值与医疗支出的增长”，《经济学季刊》，122(1)：39-72。
Mu, Q 和 J Zhang（2014），“空气污染与防护性支出：来自颗粒物过滤口罩的证据”，SSRN 工作论文，可见 SSRN 2518032。
Zheng, S 和 M E Kahn（2013），“理解中国城市污染动态”，《经济文献杂志》，51(3)：731-772。
Zheng, S, C Sun 和 M E Kahn（2015），“自我防护投入加剧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暴露不平等”，NBER 工作论文，第 w21301 号。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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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tthew E. Kahn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研究所、经济学系和公共政策系的教授。Cong Sun 是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博士生。Siqi Zheng 是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兼建设管理系副主任。
图片：在中国北京一个污染严重的日子里，一名戴口罩的女子走过商业区。路透社/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