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加剧了有关是否需要由新兴国家引领新一代开发银行的讨论，以确保融资决策充分考虑环境可持续增长原则。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则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更广泛资本市场的基础；这些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截至目前，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似乎致力于设计能够服务于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长期要务的金融体系。但它们无法独自创建真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近年来，政策引导型投资工具的数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加，它们对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即将成立、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运营的新开发银行，在国际上最为显眼，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全球两家最大的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合计管理约1.5万亿美元资产。
主权财富基金也对全球资产市场有重大影响，其资产规模从2007年的略高于3万亿美元增至如今的逾7万亿美元。同样，货币当局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5年的约5.5万亿美元扩大到今年早些时候的13.9万亿美元。
然而，这些数字尽管庞大，与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价值305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相比仍相形见绌。这些资金如何配置，将决定未来经济体的形态，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状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委托撰写的近期报告用两个关键数据点概括了当前状况：尽管全球 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 了17%，但140个国家中有116个自然资本存量出现恶化。换言之，金融市场正在应对环境相关风险和机遇，但行动速度远远不够，既无法阻止，更谈不上扭转人类活动造成的潜在灾难性破坏。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必须更迅速、更果断地引导金融资源离开资源密集型和污染性投资，转向绿色机遇。更绿色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固然至关重要，但还不够；金融经济中的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也必须得到解决。
经合组织国家尽管是现代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崩溃的源头，却较少表现出将可持续性作为金融体系设计原则加以推进的意愿（英格兰银行正在开展的金融部门气候相关风险审慎审查是一个显著例外）。这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做法形成对比：这些经济体不仅面临更紧迫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也从“发展型”视角看待金融体系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一个工作组刚刚公布了 14项雄心勃勃的提案 ，旨在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绿色化。所谓“绿色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方案咨询项目共同召集，最初由40名部长、监管者、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组成，并有国际专家提供支持。该工作组近期扩展至100多家机构，各方正共同为每项提案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
这些提案涵盖四大领域。
设立专业投资工具，以支持国内和国际绿色投资。
财政和金融支持，包括为绿色贷款提供利息补贴、鼓励发展绿色债券市场，以及建立更完善的机制，让绿色企业在股票市场传达其环境绩效。
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碳市场、绿色评级体系和绿色投资者网络。
法律基础设施，包括更明确的贷款人责任条款、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以及环境信息披露。
绿色金融在中国尚处于早期阶段，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幸运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期两年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绿色化政策选项咨询项目，这一运动正在巴西、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势头。
中国近期的举措标志着其金融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绿色金融目标成为相关举措的核心，而非附加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绿色金融将成为“中国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要素”。
发展中国家当前转向绿色金融，可能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努力，凭借该国日益扩大的全球金融影响力，可能推动世界跨越临界点。
事实上，从知识共享到制定适当标准和监督机制，国际行动对于推动绿色金融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这方面也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助力激活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非正式网络，央行、其他规则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均参与其中。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正将气候风险纳入其主权信用分析。二十国集团近期还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考量“碳泡沫”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所谓“碳泡沫”，是指市场未能将未来对化石燃料开采和使用的限制纳入考量，因而高估化石燃料公司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所造成的泡沫。
要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绿色全球金融体系，需要进步的国家领导力、国际联盟以及更深入参与的多边机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的体系才能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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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方案咨询项目联合主任西蒙·扎德克。
图片：行人从红灯笼下方走过。路透社/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