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的大萧条与大衰退

北大西洋地区的大萧条与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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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麦肯纳讲座 ::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早在1959年,亚瑟·伯恩斯就向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主席演讲。他一生都是共和党资深政策制定者,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尼克松总统的好友和白宫顾问,并于1970年至197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在演讲中,他总结说,美国在未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还有许多选择要作出。接着他说:

这些……选择必须由美国人民作出;经济学家——远胜于任何其他群体——最终将帮助他们作出这些选择……

说的就是你们。这里的“经济学家”就是指你们。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我很高兴你们加入我们。因为我们——美国的所有人——都需要你们。亚瑟·伯恩斯说得没错:你们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有条件帮助我们作出正确选择,无论是在世界层面、整个国家层面,还是在州、市、企业、学区,或试图弄清如何使用有限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层面——无论何处。

那么,亚瑟·伯恩斯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说得对?在两个街区外的哈维穆德学院,人们会说他们懂技术——而你们,我们,就像《权力的游戏》中的琼恩·雪诺(我坚信他其实是琼恩·坦格利安-史塔克,不过这点姑且不论)一样,什么都不懂。

我的看法是:

  • 哈维穆德学院的人所懂得的工程原理会长久适用,但他们掌握的具体技术知识,十年后大多会过时,二十年后则会全部过时。

  • 经济学家了解系统,也了解系统如何运行:

    • 供给与需求

    • 机会成本

    • 一般均衡

    • 激励与行为

  • 如果你弄错了系统的运行方式,你的技术知识就会把你引向错误方向——甚至比毫无用处更糟。

  • 如果你正确理解了系统的运行方式,就会有许多机会去弄清如何使用和应用这些技术——尤其是因为人们会发现,提供教学服务能够赚钱。

不过,虽然你们理应自信满满,我可不想让你们过于自满。所以让我讲讲今天的故事——以及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包括我在内,是如何彻底犯错的。

让我们回到亚瑟·伯恩斯的主席演讲。在演讲中,他首先提出、也是最主要的观点是:像我们刚刚经历的那种商业周期事件,并非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在此较长篇幅地引用原文:

距离我们上一次经历金融恐慌,或生产和就业大幅萧条,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以上。距离我们上一次经历严重的商业衰退,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这样一连串温和……[的周期]没有先例……商业周期本身的性质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企业实践的发展以及企业经营本身的增长,都降低了周期性衰退……对收入流的影响……政府事业的扩张及其融资手段……也产生了类似效果……在传统商业周期中……一旦商业投资开始下滑……消费支出很快就会随之减少……政府应对战后时期衰退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各不相同……在所有这些措施中,货币、财政和日常管理政策都发挥了一些作用……[其中]最为持续一致的逆周期政策……是在货币领域……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降低利率发挥的。更重要的是……信贷变得更容易获得……货币供应量增加……[并且]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得到改善……最终结果是,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幅度缩小了……似乎可以合理地预期,那些……有助于缓和商业周期并减轻其冲击的结构性变化,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近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颇有说服力地谈论长期通胀的前景,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忧心忡忡。这个警告来得正是时候……

引文到此结束。

1959年至2007年间——近半个世纪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同亚瑟·伯恩斯的结论。事实上,从失业情况来看,形势有所好转。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及该年代结束后不久发生了两次温和衰退,之后就业和生产的商业周期波动幅度再次缩小,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大缓和”。亚瑟·伯恩斯关于通胀已成为重大经济威胁的警告,早了近十年,未能恰逢其时,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到2007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密切关注通胀问题:货币过多、商品过少所引发的汇率贬值——这是资本流动意愿变化所致;立法机构既没有勇气削减项目和福利,使其规模与税收能够适当承担的水平相符,也没有勇气提高税收,使其足以适当为项目和福利提供资金;或者中央银行在繁荣时期受增长乐观情绪影响,因而未能适当提高利率。

因此,2007年之后北大西洋地区发生的事情,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感到惊讶。如果中国的资金流枯竭,导致美国投资支出骤降、美元大幅贬值、那些将未来押在美元稳定上的纽约大型银行因监管不足而破产,并引发通胀,造成高失业率、高利率和通胀上升的痛苦滞胀局面,使政府只剩下痛苦的政策选项,那么像努里尔·鲁比尼、我的合著者保罗·克鲁格曼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本可以说“我们早告诉过你们”。如果未能提高税收或实施福利制度改革,使美联储不得不在两难中抉择——要么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胀、接受失业率上升,要么降低利率以维持就业、付出通胀加剧的代价——那么像我的老师马蒂·费尔德斯坦和迈克尔·博斯金这样的经济学家,本可以说“我们早告诉过你们”。只有极少数人——比如我的合著者迪恩·贝克——将住房部门视为潜在的严重危险源。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一切,严重程度比迪恩最糟糕的噩梦所设想的还高出一个数量级。

即使在今天,北大西洋地区2007年时满怀信心地预期会拥有的财富,也有8%已经彻底消失。我们的工人就业机会更少,生产率也更低。我们的企业有闲置产能。按照正常情况,本应自2007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劳动分工中的生产性联系,并没有建立起来。2007年已经存在的全球劳动分工中的生产性联系,也已断裂。今年我仍可以说,你们中即将毕业的男性,仍面临美国历史上应届男性大学毕业生最差的就业市场——尽管比2012至2014年略好,也比2009至2011年好一些,但仍逊于其他任何一年或几年。

大萧条造成的全部适当折现损失,在美国累计相当于初始年份GDP的1.4倍,在西欧则为其一半——如果认为没有大萧条,欧洲就能避免陷入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总额或许被严重低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有4000万人被杀害或饿死,其中600万人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有1000万人被杀害或饿死,其中700万人是中国人。不过,我们先只看较窄的损失总额。假设如果没有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整个北大西洋地区的产出会沿着2007年之前的趋势发展。那么,到明年某个时候,欧洲当前困境造成的总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超过大萧条。如果我们在美国继续沿着当前轨迹前进,而不是设法恢复2007年之前的增长趋势,那么到了2026年,大萧条就不再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萧条。

对于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困境、以及为何仍深陷其中,存在各种诊断——尽管程度远低于2009年,也远低于我们在2009年担心2010年会达到的程度。让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一观点可以争论,而且事实上经常受到质疑。我认同我在伯克利的隔壁办公室同事巴里·艾肯格林的看法,认为导致我们当前局面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是一本书在思想上的成功: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你可以在巴里那本出色且刚出版的新书《镜厅》中读到他的论述。下面是我的看法: 《美国货币史》。 《镜厅》。下面是我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 中汲取分析依据,提出了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成因的特定经济史解释:大萧条源于不恰当且非中性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他们遭到其他人的反对。有些人——姑且称他们为凯恩斯主义者——关注企业“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波动,以及企业投资支出意愿的变化;他们强调货币政策抵消心理同步变化的能力有限,因此认为大萧条起源于不稳定的私人部门,以及政府不愿或无力直接引导和指挥资金流经整个经济。还有另一些人——姑且称他们为明斯基主义者,但他们始终只是一个小派别——将私人部门的不稳定视为金融部门的不稳定,认为其根源在于未能妥善监管、控制和限制信贷。正如我的明斯基主义朋友、沃伯格·平库斯公司的比尔·贾纽威所说:给银行体系太多不受监管的信贷,你就知道它们最终会做什么——但你不知道它们会撞上哪堵墙。

弗里德曼和他的合著者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认为,大萧条的根源是政府失灵。其原因完全在于1929年至1933年的美联储未能适当且积极地扩大货币基础,以维持经济货币存量稳定。维持货币存量稳定就是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存量若没有下降,就不会有大萧条。政府未能奉行“中性”货币政策——政府无能主动扰乱了一个本质上稳定、充分就业的市场经济——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演变为大萧条的唯一原因。

这种解释在逻辑上说得通。然而,它建立在一个特定前提之上:所谓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人们花掉口袋现金和银行账户活期存款的速度,不会随着利率变化而大幅波动。这个解释还对“中性”货币政策究竟是什么,有些含糊其辞、闪烁其词。按照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说法,大萧条时期的“中性”货币政策要求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买入债券并印发现金,其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而事实上,大萧条时期的美联储根本没有设想过这种做法。

但“中性”货币政策就够了吗?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具有弹性。那么,为扩大货币供应量而实施的公开市场操作会压低利率,进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下降。因此,这会使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补救办法失效。如果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商人动物精神的心理变化,或明斯基主义者所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惧,把利率压得足够低,而货币需求弹性又足够高,那么即使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即使按照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定义,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大萧条仍会发生。要真正阻止大萧条蔓延,就需要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明斯基主义的信贷市场支持政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货币主义者赢得了经济史和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辩论。我的老师彼得·特明的 《货币力量是否导致了大萧条》 有力地指出,美联储的任何举措都没有造成重大的紧缩性意外——没有任何时点出现利率意外飙升、偏离人们预期的情况——而对流动性的下行压力至多轻微且不规则。其他人也从别的细节入手,对弗里德曼—施瓦茨论点提出质疑。但这并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我认为这是因为实际上存在两场辩论:

在一个层面上,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和明斯基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是一个简单的实证问题:阅读证据。严重衰退期间,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究竟是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低,还是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翰·希克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那样高?金融市场是否近乎一层薄纱,因为货币存量几乎足以预测总支出,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还是说,正如明斯基警告的那样,信贷渠道及其运作至关重要?

然而,在第二个层面上,争论的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问世之前,大萧条一直被视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市场失灵可能严重到需要政府接管整个经济的运行。这也让人倾向于认为,可能还存在其他较小规模的市场失灵,同样需要政府积极干预,不仅是在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但如果能将大萧条解释为政府失灵,那么其现实与中右翼经济学家认定政府失灵始终是更大威胁这一预设之间的认知失调,就可以消除。

当然,教科书式的弗里德曼主义补救办法在2008年至2010年间得到了极力尝试,事实证明并不足够。本·伯南克奉行的货币政策,是将弗里德曼—施瓦茨方案推到了极致。这些政策缓冲了经济下滑——美国的表现优于西欧,其程度大致与伯南克比欧洲同行特里谢更积极地降低利率、用现金购买债券相当。这也证明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者对大萧条的解释同样有误。因此,今天认真做过功课的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像本·伯南克2002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所说的那样表示:

你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深表歉意。但多亏了你们,我们不会再犯了。

不过现在,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本·伯南克已经改变了看法。他如今呼吁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基础设施支出——作为前进的最佳道路。

然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实证证据也不足以有力支持货币主义一方,无法解释其决定性胜利。我认为,这场彻底的胜利必须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从来不是技术官僚式的经济学,而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也始终是政治。这意味着,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9世纪所感叹的那样,没有一种观点荒谬到从未被某位著名且有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过。

承认货币主义的补救办法不充分,就等于承认大萧条有比央行技术管理失灵更深的根源;这些央行的职责是维持中性货币政策。

这种严重市场失灵的深层根源,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种信念并不完全相容:社会民主制度被过度推崇了,而且政府失灵几乎总比市场失灵更危险。因此,主流经济学界深受当时日益高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与弗里德曼主义的大萧条解释之间,存在极强的选择性亲和力。

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思想胜利如此彻底,2008年至2010年的政策制定者在应对严重经济下滑时,迟疑不决、不愿充分且大规模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和明斯基主义的补救办法,无法充分处理出现的问题。崩盘发生时,为北大西洋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毫无准备。

崩盘为何发生?先看全球最富有的0.1%和0.01%人群的财富自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大幅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个人、政府和企业都承担了日益不可持续的债务。再看政策制定者因“有效市场假说”广泛被接受而陷入自满,他们相信在放松监管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能够相对准确地判断风险。最后是傲慢自大:美联储及其他机构的信心日益膨胀,因为1970年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倒闭、1982年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1年的储贷危机、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东亚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以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崩盘,都没有给美联储带来它无法妥善应对的问题,也没有导致失业率上升超过两个百分点。

因此,2008年北大西洋地区的通胀趋势率为每年2%,低到不足以让人们觉得即使在极不确定时期也必须花掉手中的现金。该地区有大量次级债务,甚至还有更多可能属于次级的债务——因为你那位据称达到投资级别的交易对手能否偿付你,取决于它的次级债务人能否偿付它。还要加上欧洲的特殊问题:如今它拥有单一货币,却没有统一政府、统一金融体系或统一人民。这些问题并非弗里德曼主义的简单补救办法所能解决。

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弗里德曼为应对大萧条提出的解决方案用于当下时,这些方案并不足够。它们并非适得其反,而是足以防止2008年后的衰退演变成全面的大萧条。

但从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部分成功最终可能成为一场皮洛士式胜利。奥巴马、卡梅伦、默克尔等政治人物宣称,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十分强劲。然而,按照2007年以前的标准,我们的经济处于低迷水平,增长乏力,而且人们已经接受这种状况是新常态。因此,北大西洋地区注定会损失其潜在财富的10%。金融部门监管、自动稳定机制以及其他制度都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无法防止北大西洋地区再次形成它在2007年暴露出的脆弱性。

我的故事讲完了。

这个故事的小教训是什么?我们不应满足于经济的现状。我们应推动采取政策,不只是稳定局势,还要扭转损害,并摘取那些我们在2007年以为今天就能得到、如今却仍挂在枝头的果实。

这个故事的大教训是什么?你的意识形态就像火和(但愿有朝一日实现的)聚变,最终证明是好仆人,却是糟糕的主人。意识形态让整个世界变得可理解。我们需要它们——我们的大脑无法应付过于复杂的事物,因为我们的进化只让我们勉强具备足够的聪明才智,走到今天。但它们会在我们手中失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强迫世界变得可理解,而且只能以一种方式理解;而世界也许并不——或许并不具有 那种 特定的可理解性。

因此,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作为社会制度,是我们最大的福祉之一。这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个人主义”。他写道:

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仍然成立。让我们暂且停下来,提醒自己[它的]优势是什么……决策分散化和个人责任所带来的效率优势,或许甚至比19世纪人们所认为的还要大……个人主义……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方式,因为与任何其他制度相比,它大幅拓宽了个人行使选择权的空间。它也是保障生活多样性的最佳方式,而生活的多样性正是从这一扩大的个人选择空间中产生的。失去这种多样性,是同质化或极权国家所造成的所有损失中最大的损失。因为这种多样性保存了历代积累的传统,其中蕴含着最可靠、最成功的选择;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当下增添色彩;它既服务于传统与想象,也服务于实验,因此是改善未来……最有力的工具。

但弗里德曼从这里出发,并搭建了一座桥梁,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中央银行维持恒定的货币存量并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大萧条这样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而且,仅凭这种中性的货币政策本身,就足以防范严重的经济萧条。这座桥梁却跨得太远了。

本文由 公平增长华盛顿中心(The Washington Centre for Equitable Growth)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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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ad DeLong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助理,并于1993年至199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

图片:乌云掠过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中心。路透社/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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