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金融混乱，标志着大衰退的开始。尽管尘埃可能尚未完全落定，但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我们迄今所学到的经验，以及仍有待完成的工作。
首先想到的词是 韧性。五年前，许多人担心会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事实上，正如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和 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 所示， 世界工业生产的崩溃 在2008—2009年初期与1929—1930年的情况非常吻合。世界贸易量和股票指数的下跌甚至更快。
幸运的是，历史轨迹随后出现了分化。1929年股市崩盘五年后，世界仍处于萧条之中，贸易也大幅萎缩。如今，美国仍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就业衰退，欧洲的GDP也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自2008年以来全球产出已增长15%，世界贸易增长了12%以上。
世界之所以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主要是因为这次没有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的危机源于美国并波及欧洲，因为两大金融体系几乎完全融为一体。然而，世界其他地区基本未受影响。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遭受了严重的需求冲击，影响了其出口，但并未受到金融动荡的冲击。相反，中国等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价值因利率下降而上升。
复苏的另一个原因是二十国集团（G-20）在2009年及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首次参与了协调一致的再通胀努力，并与发达国家同行一道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复苏很快表明，全球经济不止有一个引擎。这为美国经济赢得了恢复时间，甚至使欧洲得以经历自身的危机，而未引发全面的经济下滑。
描述过去五年的第二个词是 加速。2008年，人们普遍认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重绘全球经济版图。但这被视为一种渐进的长期趋势。事实上，原本可能需要一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变化，仅用了五年时间。
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2007年，发达国家约占G-20合计GDP的将近四分之三。到2012年，其份额已降至63%。增长差异与石油和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共同作用，导致世界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
此外，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都经历了迅速恶化。十年前，公共债务危机被视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瘟疫，而如今这一顽疾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诅咒。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底，发达国家的平均债务与GDP之比为110%，而新兴国家仅为35%，低收入国家为42%。
当然，此类统计数据可能具有误导性。美国和欧洲仍然享有庞大资本存量的服务，即经过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建成的机器、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此外，无形资本也日益重要：美国当局近期在认定研发支出应归类为投资后，将GDP上调了4000亿美元。新兴国家的增长可能更快，但其 人均 资本存量仍不及发达国家（事实上，这正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全球政治正是相对收入变化和富裕国家公共财政窘境都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当美国和欧洲威胁撤回对埃及的财政支持，以影响该国军方领导层的行为时，它们很快意识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可能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们拥有雄厚得多的财力。
这引出了过去五年的第三个关键词： 再平衡。全球化1.0版是围绕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生产者构建的。下一阶段应围绕全世界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来构建。
根据 预测 ，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和杰弗里·格茨（Geoffrey Gertz）认为，如今每天有10至100美元可供支配的人口比2003年多出7亿。此外，他们所称的全球中产阶级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增加13亿人。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世界显然有潜力实现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重大再平衡。
这一全球化新阶段将为世界经济带来重大益处。与过去二十年某种程度上单边的贸易格局不同，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家庭福祉的提高，也为发达经济体中更多生产者创造机遇。与此同时，各地的消费习惯都需要改变：中产阶级人口不可能增至三倍，同时继续依赖同样高能耗、高碳排放的消费模式。
但我们尚未达到这一目标。部分由于政府刺激措施，200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更多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这阻碍了经济迫切需要的需求再平衡。经济表现一直由一场部分人为的投资热潮支撑，而这一热潮如今正在逐渐消退，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能否维持足够快速增长的担忧。此外，需求仍然过度依赖高能耗、高碳排放。因此，这一转型仍有待妥善管理，而近期几个新兴国家的外汇动荡表明，这必将是一个微妙的过程。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所展现的韧性值得欣慰，全球经济与金融实力平衡的加速变化则值得深思。但需求再平衡（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这一剩余挑战依然十分艰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进一步推进之前，宣布胜利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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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an Pisani-Ferry是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经济学教授，目前担任法国总理经济政策规划主任。
图片：世界银行纸币并排陈列。路透社/Kacper Pem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