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分歧性议题——从电脑黑客攻击到 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 ——不应独占全部关注。如果奥巴马与习近平走出各自的壁垒，开始共同规划未来十年双方认可的方向，他们可能会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
未来十年，各经济体将经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与变化，全球经济整体也将发生巨大的重构。最为关键的是，两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所采取的政策，以及两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护稳定开放经济环境方面的合作与领导作用，将起到决定性影响。
许多领域都需要合作，其中之一是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管理。中国和发展中世界的增长将使全球产出在10至15年内翻一番，并可能在此后15年内再增至三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所依赖的增长模式，若要在两三倍的规模上运行，将行不通。气候、生态、粮食、水资源、能源和宜居性都将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全球性问题难以解决。一个有益的起点是中美在能源效率与安全、更绿色的增长以及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合作。
中国的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在这一领域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美国，进展则相对更为分散，尽管已出台新的国家政策，包括 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 ，适用于汽车。美国还将因页岩油气产量的增长而实现能源独立，同时 对煤炭的依赖正在减少 ，已在降低 人均 碳排放。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正在快速变化，但其重要性并未下降。过去，美国提供了庞大的开放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而中国则在全球关键制造业供应链中提供低成本、劳动密集型零部件。如今，中国为日益广泛的、此前难以负担的商品提供了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并且将越来越多地自主生产并吸收新技术。在此过程中，随着生产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部门中低附加值的工作岗位将逐步减少。
视双方政策而定，中国也可能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诸多领域成为美国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美国将继续提供庞大的开放市场，即使中国在服务该市场中的角色将在增值环节和全球供应链中向上升级。美国还将提供、分享并吸收技术和人才，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及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保持顶尖水平。
当然，竞争也是健康的一部分。二十年前明显的比较优势差异正在缩小，因为收入、资本深度（包括人力资本）以及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收窄。拥有知名品牌的中国跨国企业将开始出现，正如日本和韩国当年所经历的那样。它们将与来自众多国家的跨国企业竞争，并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构建者。在快速扩张的全球经济中，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远非零和博弈。
在中国，未来十年迈向更健康、更可持续增长模式所需的结构性变革轮廓已相对清晰。剩余的问题涉及政策执行和制度发展，这些问题将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明确并阐明其改革重点，在2013年期间得到厘清。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仍保有诸多活力与灵活性。但是，虽然GDP增长似乎正在缓慢回归潜在水平，就业复苏步伐缓慢，以及收入分配中残留的结构性变化，仍令人担忧。尤其是，收入从储蓄较少的人群向储蓄较多的人群转移，意味着总需求能否恢复存在不确定性。
政治极化已成为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许多中间派人士认为，理想的财政政策应包括短期刺激、多年期中期赤字削减计划，以及降低长期负债的措施，特别是在紧缩措施保护了以增长为导向的公共部门投资的情况下。但在去杠杆和对债务的执念背景下，这很难实现。
如果当前趋势延续，美国经济缓慢而稳定地复苏，那么与中国的趋同模式将持续下去。到2015年，东亚整体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其中中国所占比重最高。预计中国的GDP将在10至15年内赶上美国和欧洲，届时（如果不是更早），中美两国的实际GDP都将超过25万亿美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是中国当前GDP的三倍多。两国各自将占全球产出的约15%。
然而，这一转变将伴随着非常重大的全球经济挑战与不确定性，这凸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能够为两国调整政策和制度、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模式的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除双边利益之外，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增长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事务，都依赖于中美两国的领导作用。贸易与经济开放、金融稳定与监管、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是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很难想象全球再平衡和进步能够取得成功。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并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图片：北京可见美国和中国国旗 REUTERS/Jason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