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能劳动者在当今知识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堪称明星群体。拥有宝贵且可迁移技能的劳动者，无论在国内还是跨境迁移的倾向都更高。然而，并非所有高收入目的地在为移民提供职业和社会机会方面都同样具有吸引力。各国在地理可达性、职业吸引力以及欢迎外国人的程度上各不相同。虽然其中涉及复杂的多重因素，但核心结果十分明确：高技能移民的流动高度集中，既发生在国境之内，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
经济学家已记录了人才分布上端的人才集聚现象（Stephan and Levin 2001, Wasmer et al. 2007, Stephan 2010, Weinberg 2011, Kerr 2016），但要系统推进对这些重要流动的研究，始终受到数据限制。我们在近期发表的两篇互为补充的论文中，系统梳理了现有全球数据来源、高技能移民的已观察模式、企业和国家政策在塑造这些流动中的作用，以及促成这种集中的底层集聚经济（Kerr et al. 2016, 2017）。下面我们将介绍其中一些关键例证。
快速增长
过去60年，国际移民总体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在这种表面稳定之下，全球移民模式在若干关键维度上变得愈发不对称，尤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技能方面。2010年，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的高技能移民约有2800万人（定义为至少接受过一年高等教育），较1990年增长近130%。这一显著增长由多种力量推动，例如，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后加大了相关努力；技能集聚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交通和通信成本下降；以及年轻人赴海外接受教育的趋势日益增强。
目的地之间的集中
经合组织国家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接纳了三分之二的高技能移民（OECD 2013, Artuç et al. 2015）。在经合组织目的地国家中，人才分布更加不均。2010年，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近70%高技能移民（前往经合组织国家）的目的地。历来，仅美国就接纳了近一半前往经合组织国家的所有高技能移民，以及全球三分之一的高技能移民。这些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吸引力，促使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其他目的地国家加大政策力度，以吸引高技能劳动者。然而，流向这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熟练移民数量，加上顶尖大学、高科技企业和研究中心分布的显著不对称，意味着全球技能竞争将继续十分激烈，却并不平等。
技能水平越高，人才集中度越高
在人才分布的上端，人才集聚现象更加明显。诺贝尔化学奖、医学奖和物理学奖，以及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都是有力的例证。自1901年以来，在最早的三分之一时期内，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出生于美国，获奖时有13%隶属于美国机构。而在最近的三分之一时期，与美国机构有关联的学者获得了这些诺贝尔奖的65%以上，但其中只有46%出生于美国。在这四个学科领域的所有诺贝尔奖中，31%（661项中的203项）颁给了移民；这些移民中有53%（203人中的107人）隶属于美国机构。流动的不对称性十分显著。在颁给美国人的230项诺贝尔奖中，获奖时隶属于非美国机构的美国人只有4位。我们的论文还记录了职业体育和电影明星等其他领域的类似关系。
集中于特定职业
许多接收国最终会发现，高技能移民集中在某些特定职业中。例如，移民约占居住在瑞士科学家的57%、澳大利亚科学家的45%和美国科学家的38%（Franzoni et al 2012）。2010年，在美国，所有医生和外科医生中有27%出生于国外，目前的住院医师中这一比例超过35%。据Anderson（2013）报告，近期进入STEM领域学习的人群中，移民占35%以上；在电气工程（70%）、计算机科学（63%）和经济学（55%）等具体领域，这一比例尤其高。
一国内部的集中
如图1所示，人才集中度在各目的地国内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观察到，高技能移民大量集中在波士顿、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南部、芝加哥、纽约市、迈阿密和西雅图等地。我们的论文记录了这种空间集中在科学领域更加明显，而且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例如，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仍然稳居全球金融和时尚之都。
图1。2010年美国高技能移民分布
来源地范围扩大带来的增长
经合组织国家正从范围更广的来源国吸引高技能移民。图2通过展示2010年高技能移民和移出人口存量的累计分布，概述了这一模式；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分别按其移出人口和移入人口规模排序。图表左上方的红线显示目的地国家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分布。该线从近40%起步，因为美国排名第一，占全球移民流入的最大份额。如前所述，再加上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累计份额便接近75%。第二条蓝线绘出了高技能劳动者移出的相应分布，此时来源国按其向海外输送的移民人数排序。两条线之间的差距清楚表明，熟练劳动者移民的来源国很多，即使他们最终流向的国家相对较少。
图2。2010年高技能移民流入与流出的累计分布
许多来源国的教育能力和财政资源有限，难以培训劳动者，也难以填补移民离开后留下的空缺。2010年，向经合组织目的地输送高技能劳动者的移出率特别高的国家，往往是小型低收入国家和岛国，例如圭亚那（93%）和海地（82%）。图3展示了国家规模与高技能移民移出率之间的反向关系。移出率也会随着人均GDP上升而下降；与总体流动相比，这些模式在高技能移民中更加明显。高技能劳动力从某些小型低收入国家流出的现象，引发了关于“人才流失”的争议。
图3。2010年按人口规模划分的高技能劳动者移出率
图4进一步表明，与技能较低的同胞相比，高技能移民往往会前往距离更远的目的地国家。该图展示了2010年不同技能水平移民的迁移距离累计分布。高技能移民迁移距离的中位数为7,000英里，而低技能移民的中位数不到4,000英里。
图4。2010年迁移距离累计分布
集聚的基础
集聚经济可以解释这些高技能移民模式。在某一地理区域内，无论高技能人才是本地人还是移民，他们的存在都会带来广泛的正外部性，从而增强其他高技能人才迁往当地的动力。许多高技能职业以及移民占比较高的行业都呈现这种集聚效应：在类似或相关职业和行业中就业的其他高技能劳动者的存在，或与他们合作，都能提高个人生产力。
集聚过程的核心，是高技能人才提供的知识服务贸易。总部设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彼此竞争；它们的市场并不局限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产业集群有助于加强技术交流、深化劳动力市场分工并提供更强的互补性投入（例如专业律师服务），等等。因此，能够在硅谷实际设立办公地点的企业数量并无内在上限。相反，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聚集，会促使与他们相似的人受雇于新创企业或扩张中的现有企业。
在集聚效应存在的情况下，高技能人才迁入某个地理区域或行业，并不一定会导致技能回报或工资下降。因此，正如内生增长文献所示（Jones 1995），这一机制可能会形成强烈的自我强化效应。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会使某一国家的高技能回报高于其他国家，甚至可能导致同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出现显著差异。如果企业经济学因素纳入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这些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Kerr et al. 2015a, 2015b）。
这些集聚因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高技能移民的经济学与低技能移民大不相同。此外，与企业和大学作为国家移民准入把关者的重要性相比，它们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研究。分析这些重要模式所需的数据才刚刚开始上线，可供未来开展的研究极为丰富。
参考文献
Anderson, S（2013）《国际学生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简报。
Arslan, C, J-C Dumont, Z Kone, Y Moullan, C Özden, C Parsons and T Xenogiani（2014）《近期经济危机之后移民的新面貌》，经合组织社会、就业与移民工作论文第160号。
Artuç, E, F Docquier, Ç Özden and C Parsons（2015）《全球人力资本流动评估：非经合组织目的地的作用》，《世界发展》。
Franzoni, C, G Scellato and P Stephan（2012）《外国出生科学家：16个国家的流动模式》，《自然·生物技术》，30(12)：1250-1253。
Jones, C（1995）《基于研发的经济增长模型》，《政治经济学杂志》，103：759-784。
Kerr, S, W Kerr, Ç Özden and C Parsons（2016）《全球人才流动》，《经济学展望杂志》30(4)：83-106。
Kerr, S, W Kerr, Ç Özden and C Parsons（2017）《高技能移民与集聚》，《经济学年度评论》，即将出版。
Kerr, S, W Kerr and W Lincoln（2015a）《企业与熟练移民的经济学》，《创新政策与经济》，15(1)：115–152。
Kerr, S, W Kerr and W Lincoln（2015b）《熟练移民与美国企业的就业结构》，《劳动经济学杂志》，33(S1)：S109–S145。
Kerr, W（2016）《美国高技能移民、创新与创业：实证方法与证据》，载于C Fink和E Miguelez（编），《人才与创新的国际流动：新证据与政策启示》，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Stephan, P（2010）《I的优势：移民与创新——学术界的视角》，载于J Lerner和S Stern（编），《创新政策与经济》，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Stephan, P and S Levin（2001）《外籍出生和海外受教育者对美国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人口研究与政策评论》，20(1)：59-79。
Wasmer, E, P Fredriksson, A Lamo, J Messina and G Peri（2007）《欧洲教育的宏观经济学》，载于Brunello、Garibaldi和Wasmer（编），《欧洲的教育与培训》，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Weinberg, B（2011）《发展科学：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表现与人才流失》，《发展经济学杂志》，95(1)：95-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