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数富裕国家都有数百万“在职贫困者”，即其工作所得不足以使其维持在贫困线以上，因而其工资必须由国家予以补贴的人群。这些补贴采取税收抵免的形式。
这一想法由来已久。英格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实施了其“斯皮纳姆兰德”制度，这是一种旨在抵消面包价格上涨的院外救济形式。1795年，伯克郡的一个村庄斯皮纳姆兰德的当局批准了一套经家庭经济状况审查的工资补贴滑动标准。家庭所获补贴的金额随子女数量和面包价格而变化。
但该制度因允许雇主支付低于生存水平的工资（差额由纳税人补足）而受到批评。1834年，斯皮纳姆兰德制度被 《新济贫法》取代，该法将救济限制在济贫院之中，且其条件之苛刻足以迫使人们重返劳动力市场。
20世纪，斯皮纳姆兰德原则得以复兴，而推动者恰恰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 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弗里德曼提出了“负所得税”构想：收入低于某一门槛的人将从政府获得补充收入，而非向政府纳税。其目的是让人们摆脱救济、重返工作。该构想分别以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和英国的“工作家庭税收抵免”之名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人们也曾努力通过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但最低工资从未达到“生活收入”所设定的底线，因此并未显著减少工资补贴的支出。
2008年，英国约有550万个在职家庭获得了税收抵免，包括工作与儿童税收抵免、住房福利及地方税收福利。紧缩政策已将这一数字降至430万。鉴于2012年英国共有1140万个在职家庭，这意味着令人震惊的38%的家庭未能获得“生活工资”。换言之：市场出清工资无法为38%的在职家庭提供生活收入。这些人便是“在职贫困者”。
在其 7月8日预算公告中，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提议在未来四年内削减福利开支120亿英镑（186亿美元），作为其削减赤字计划的一部分。其中，90亿英镑将来自削减针对在职家庭的税收抵免。
为抵消这一削减，奥斯本提议在同一时期内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6.50英镑提高至每小时9英镑。这一涨幅将由雇主而非公共财政承担，因此，税收抵免和福利的削减对英国财政部而言是一项净收益。一项 分析 由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IFS）作出，其结论是：虽然财政部将节省120亿英镑，但最低工资提高所带来的工资总增幅仅为40亿英镑。财政研究所所长保罗·约翰逊 指出：“仅仅投入新最低工资的资金，远不足以在现金层面上补偿依赖税收抵免的人群。”
但即便最低工资的提高足以抵消税收抵免的取消，将更多劳动成本从纳税人转移至雇主身上仍是错误的策略。原因在于，对许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而言，工作将逐渐成为一种日益萎缩的收入来源。
毕竟，我们可以充分信赖的一项预测是：自动化将越来越深入地侵入人类工作领域。多达50%的现有工作 可能面临风险 ，时间范围为未来20年内。至少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否找到足够的新工作来替代这些工作；或者，继续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仅仅为了以不断下降的工资提供人类就业，这是否仍然可取。
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类劳动，人类将需要收入来替代工作所得的工资。税收抵免指向的是替代性收入，而提高最低工资则朝相反方向发展，使收入更加依赖于工作岗位。事实上，聚焦于最低工资几乎肯定会加速自动化进程。此前有关最低工资立法不会减少劳动需求的证据，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自动化成本迅速下降面前，可能站不住脚。
简言之，如果奥斯本认真对待其为所有人提供“生活收入”的承诺，他就应当转向独立于就业市场的“基本”或“公民”收入构想。一条简单的路径是向所有公民提供无条件的税收抵免，其额度可随工作回报的下降而逐步提高。
自由市场思想家与社会主义思想家长期以来都主张实行基本收入计划。但该构想始终受到两项反对意见的阻碍：社会太过贫穷，无力负担；以及它会削弱工作的积极性。
第一项反对意见在发达经济体中无疑已不再成立，而第二项则无关紧要，因为目标不在于强化工作动机，而在于使人们无需工作也能生活。无条件基本收入将使许多如今不得不以非生活工资全职工作的人，有机会从事兼职工作。而且，所有工人都将开始获得与如今大量资本所有者同等的自由，决定自己工作多少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工作。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本文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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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历史与经济学院士，现任英国上议院议员。
图片：一名年轻女孩伸出她的钱。REUTERS/Kieran Dohe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