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五种方法

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五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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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后,增长放缓和复苏乏力的前景再次成为头条新闻。这一次,修订长期增长前景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产率疲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低增长。

我在纽约待了三天、在华盛顿待了五天,与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投资银行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对冲基金交易员交谈后,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需要结构性改革。我们迫切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提升生产率。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改革有多么困难。大多数人都同意,美国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例如,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长期来看可以改善人力资本并限制收入不平等;届时,劳动力中的生产率差异会缩小。托育改革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日本,开放经济、引入国内和国际竞争已十分迫切。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降低失业率、促进增长。经济学家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但进展依然寥寥。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很复杂,确实非常复杂。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结构性改革,并在担任瑞典财政部长的八年间实施了相当多重要的政策调整。2006年至2014年,政府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降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还将整体劳动税负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8%降至43%,将企业税率从28%降至22%,并废除了财富税。失业救济制度进行了改革,提前退休和疾病津贴的领取条件也收紧了。政府还让65岁以上的人更容易推迟退休并继续工作,减少劳动力移民壁垒,在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领域引入更多竞争,放开药房等封闭行业的管制,并将重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2010年,在全球危机最严重之际,我们的政府以更高支持率连任,但在2014年我们输掉了选举。

基于这些经历,以下是关于如何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为未来赢得选举铺平道路的五条具体经验。我也会试着解释我们为何在2014年输掉选举(提示:我们没有遵循我将要阐述的改革策略)。

  1. 改革要尽早实施

    实施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应当尽早推出改革。大多数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减少监管壁垒或开放行业、引入更多国际竞争的改革,短期和长期影响各不相同。短期内会有人受损。在受保护行业工作的人会发现工资溢价降低。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会削弱就业保障并增加人员流动。感受到这些负面影响的人很可能会表达不满。但从长远看,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实际工资更高、劳动力供给增加,最终将提高就业率并减少社会排斥。整个社会的中期收益,或许可以抵消某些群体承担的短期成本。

    政治影响显而易见。如果在临近选举时实施结构性改革,短期影响将在辩论中占主导地位,而更难明确衡量的长期收益则会被视为不确定的预测而一笔带过。格哈德·施罗德或许是最典型的例子。2003年至2005年间,社民党政府削减税收、收紧失业救济,在工资谈判体系中引入地方例外以防止失业增加,加大了人们参与积极就业措施的压力,并创建“迷你工作”以增加就业机会。德国失业率从2005年的12%降至2014年的5%,这或许是欧洲最成功的转变之一。施罗德在2005年秋季的选举中落败。如果他在2002年选举后立即启动这一进程,他会不会连任?

    改革尽早实施也很重要,因为结构性改革会影响公共财政。如果你为低收入者减税,并通过收紧福利来弥补,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减少支出。这是因为进入福利体系的人会减少,而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的人仍会纳税,从而增加税收收入。鉴于用于预测公共财政的标准模型是静态的,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变化,实际结果很可能好于预测。这意味着,尽早推出的改革计划会创造意外的财政空间。如果在选举后立即实施改革,到争取连任的竞选期间就有空间增加支出。

  2. 保持简单!

    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条经验,是稳健、简单的实施方式至关重要。政治体系十分复杂,实施方式决定结果。针对同一个经济问题,可以提出多种不同的政策方案。有些方案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将失业救济从申请人此前收入的80%降至75%,可以在上任后神奇的头100天内落实。要为失业者实施更严格的求职要求,则需要获得基层官员的支持。任何需要大量复杂立法工作的改革,都更可能卡在委员会审议阶段。任何依赖工作人员改变文化的措施,都更可能失败。任何依靠地方政府实施的改革,都有陷入地方政治纠葛或干脆失败的风险。任何基于工会和其他利益团体会积极配合这一设想的策略,也更可能失败。

    所以,保持简单!调整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无需依赖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参数。

    这意味着,那些看似关键的改革——通过提高教师地位来改善教育质量、提升医疗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简化建筑法规或城市规划流程——恰恰也是最可能失败的改革。

  3. 记住凯恩斯

    第三条经验是,要让一项计划取得成功,就必须包含强有力的凯恩斯主义成分。必须认真对待短期经济动态。

    回顾过去成功的结构性改革计划,或者看看实现巨大转变的国家,几乎总能发现某种形式的需求侧刺激。改革往往是在经济问题已经明显到无法否认时才推出,因此财政空间通常不足。所以,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来增加对改革的需求,总是有帮助的,甚至不可或缺。有人有时会认为,汇率走弱或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削弱改革压力。我不敢苟同。如果需求强劲,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会更容易实施,在社会层面的代价也更低。

    反过来也一样。货币大幅贬值若没有结构性改革,或许能带来暂时缓解,但也会推高进口价格和通胀压力。如果货币大幅贬值之后伴随着结构性改革和劳动力供给增加,那么更有可能迎来持续的强劲增长。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结构性改革都伴随着约20%至30%的货币贬值。这是给欧元区通胀鹰派的重要信息:除非货币政策和汇率提供支持,否则结构调整计划不可能成功。我在瑞典实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平衡良好的,但2008年至2010年间克朗的大幅贬值也确实起到了帮助。

  4. 房间里的骆驼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度还容易。这句话可以引申为改革策略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充分考虑平等问题。结构性改革在支持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城市、在私营部门工作、拥有住房及其他资产且不必依赖福利的政党中更受欢迎,这绝非巧合。同样,支持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受保护的经济领域工作并依赖福利的政党会抵制改革,也不足为奇。这主要不是阶级或意识形态问题:抵制那些会立即造成重大损失、却只能带来遥远未来不确定收益的政策提案,是合乎逻辑的。

    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将提升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至少在社会伙伴力量强大、运转良好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中如此。世界银行杰出的经济学家尚塔·德瓦拉詹经常谈到有利于穷人的改革。我们必须谨慎选择要实施哪类改革。有些改革更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削减最高边际税率和为单亲母亲设立劳动所得税抵免,带来的GDP影响相同,就选择后者。

    如果选民要接受结构性改革,坦诚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也很重要。根据《经济学人》一篇社论中几乎已成谚语的一句话,选举胜负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负责任、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体无法忍受投票支持不负责任的左翼政策;或者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无法忍受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经济学人》:选举胜负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负责任、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体无法忍受投票支持不负责任的左翼政策;或者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无法忍受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如果要实施结构性改革, 基尼系数 应当作为需要牢记的基准。如果尽早实施的改革创造了财政空间,就用它进行再分配。如果需要为富人减税,就像我们在2007年废除财富税那样,务必确保选举并非近在眼前,并尝试将减税与其他财富再分配措施结合起来。

  5. 愿力量与你同在

创业是社会中最强大的变革力量,未来还会更加强大。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每个社会都需要动员一支创业者大军。成功的结构性政策应当释放这股力量,并引导其造福社会。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出于许多原因,通过政策调整来鼓励创业十分困难。政策提案,尤其是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提案,总有可能只让现有企业(有时还是停滞不前的企业)受益,而不是推动新兴、有活力的企业诞生。一些最重要的工具,例如降低边际税率、减少股票期权税负或削减财富税,很可能不利于基尼系数。因此,在鼓励创业的政策提案中纳入能够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措施十分重要。可以利用税收和支出,将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分配给许多群体,乃至所有群体。

以上是我对结构性改革的看法:尽早推出改革,保持简单,记住凯恩斯,正视房间里的骆驼,并释放创业的力量。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这套做法行得通,我为什么不再是财政部长了?

2014年的选举竞选聚焦于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难民融入瑞典社会进展缓慢。尽管总体就业数据良好,青年失业率仍然很高:25至65岁人群的失业水平与德国持平,而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则更接近法国。这一问题已持续十年,因此并非暂时现象。

一种选择是在2010年获胜后启动新一轮改革。事后看来,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结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降低青年和移民的就业门槛,本可以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主要是因为2010年和2011年经济增长非常强劲。GDP在2010年增长了6%,2011年增长了4%(后来下修至3%)。人们自然会认为,未来几年增长都将保持强劲。2011年和2012年的民调显示政府支持率很高,这又加剧了自满情绪。

就业岗位创造增长、劳动参与率迅速提高,也让人觉得,供给侧政策最终会惠及移民和年轻人。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

随后希腊局势爆发,欧洲又陷入一轮危机。这一次,瑞典央行受到家庭负债的制约,并严重低估了其对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影响。欧洲央行没有采取措施帮助缓解危机(显然,本应在2011年实施量化宽松),欧洲也没有进行财政扩张。瑞典身处极其疲弱的环境,孤立无援。

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使克朗过于坚挺,抑制了出口行业的就业增长。由于2011年和2012年都没有财政政策应对,2012年和2013年的增长偏低,产出缺口仍然很大且为负值。希腊危机重现时,我们最初的财政政策应对力度太弱。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2013年和2014年的预算提案中纳入了大规模刺激措施。这包括一条新的高速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削减企业税、增加教育支出、扩大积极劳动力市场措施、简化城市规划和建筑监管的改革,以及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及养老金领取者减税。这本质上是一套良好的政策组合,既能促进长期增长,也能提振短期需求。

总而言之,很明显,我们犯了几个严重错误。首先,我们没有尽早推出改革。相反,我们实际上把改革安排到了后期,因此改革实施时间紧挨着选举。

此外,我们忘记了凯恩斯的重要性。需求侧刺激力度太弱;鉴于我们实施的所有供给侧改革以及欧元区持续不断的危机,我们本应接受2011年和2012年更大的赤字。

我们还犯了第三个错误:没有保持简单。为了解决青年失业和移民融入问题,政府与劳动力市场伙伴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经过约250次会议却毫无结果,结论已经很清楚:工会不会自愿建立青年学徒制度,因为这意味着要降低年轻人的入门工资。工会领导人也不愿接受更灵活的雇佣规则;而要改善用于再培训的资源,确保人们掌握未来就业市场所需技能,这一点至关重要。

显然,不推进就业保护立法改革和其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是个致命错误。这是政府在2014年输掉选举最明显的原因。

如果我们作为政府在2010年连任后立即实施全面改革计划,那么我们在2014年或许会有更好的胜算,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在2012年和2013年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和促进增长的计划。

从我们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很明确:尽早推出改革、保持简单、不要忘记凯恩斯。改革政策很艰难。民调积极就变得自满,或过分相信自己的政策,都很容易导致错误。

然而,我们取得的成就——GDP增速高于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投资水平提高,就业岗位增加,公共财政稳健,实际工资增长,并在2010年赢得选举——表明这五条经验值得铭记。遗憾的是,我们的错误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安德斯·博格,瑞典前财政部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金融体系倡议主席

图片:2013年7月1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后不久,一名交易员在交易大厅工作时抬头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图表。路透社/卢卡斯·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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