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界对新兴市场的评论大多趋于负面。这反映出多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包括这些市场的增长前景、发达经济体持续低速增长、此前预期（目前正在修正）可能导致的估值高估、与缩减购债相关的预期资本外流，以及美国和欧洲利率环境最终的正常化。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仅就增长而言，这种观点可能描绘了一幅过于悲观的图景。事实上，在非常规政策时期，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之间的背离已相当普遍。
评估增长前景的一种方法，是看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源、政策专长和政治意愿，以作出能够恢复或调整增长模式、适应当前环境的决策。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往往能够通过这些检验，因此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韧性。
出于充分理由，中国备受关注；无论走向如何，其表现都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其余部分。2013年11月宣布、12月细化的大力度综合改革方案，如能落实，很可能会转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使未来增长维持在7%以上的区间。随着无序杠杆和低回报的过度投资受到遏制，以及与消费和开放的服务业相关的增长动力逐步发挥作用，增长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可能会让市场感到不安，但并不意味着该方案存在重大缺陷。事实上恰恰相反：若承诺动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将增长维持在例如8%以上，无疑将有损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
印度和巴西都即将迎来重要选举，这将影响促增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两国的增长潜力都很大。对印度而言，挑战在于扭转政治僵局的局面，推出一系列改革和投资举措，以恢复信心，并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多个领域释放新的增长潜力。印度有望从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中受益：其人均收入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仍可在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领域发挥作用，吸纳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
巴西将资源重点投向包容性发展，尤其是通过教育促进包容性，目标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这仍是一项重要的持续议程。它需要更高水平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随着时间推移，这将有助于把投资率提高到占GDP的18%以上，因为后者不足以支撑高增长。
多个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正经历暂时性放缓，去年春季缩减购债的宣布以及利率环境的正常化加速了这一进程。经常账户赤字将会收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会下降还是储蓄会上升，以及两者会以何种组合出现。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继续保持增长和改革势头，正在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它们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尚不足以大到受发达国家引发的全球放缓的影响。中期解决方案可能是采用能够取代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技术，并将制造和装配环节迁回更靠近市场的地方。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并不沉重。它们拥有资源，政策专长也在不断增强。它们的增长速度不及仍占全球经济一半的发达国家，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潜在增长率。但庞大且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起到了部分抵消作用，而美国仍在进行中的部分复苏也在提供帮助。
一段时期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主要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合法性、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相关。
我的总体判断是，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有所不均衡，但总体而言，有望于2015年及以后加速。对欧洲而言，这意味着增长几乎停滞，但不会出现灾难性逆转；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经济结构将持续再平衡。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威廉·R·伯克利（William R Berkley）经济学与商学教授。
图片：2009年1月15日，中国一家加油站的员工更换价格牌。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