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略慢于全球GDP。 多哈回合 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以失败告终。 跨大西洋 与 跨太平洋 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抵制。尽管许多专家担心保护主义正在破坏全球化，并可能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但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或许难以避免，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也在下降。
诚然，65年来，快速的贸易增长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工业关税从30%以上骤降至5%以下。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欧洲内部贸易的增长。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追赶。过去30年，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贸易 增长速度约为 全球产出 的两倍（1990年至2008年）。
但贸易增速不可能永远快于GDP。事实上，即便完全不存在贸易壁垒，在某些时期，贸易增速也可能显著慢于GDP。有若干因素表明，我们可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
首先，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富裕人群将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用于那些无法贸易的服务（例如餐饮）或难以贸易的服务（例如医疗服务）。不可贸易部门在就业和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往往日益增大。
几十年来，这一趋势一直被可贸易商品日益密集的贸易所抵消，这些商品往往通过复杂供应链经过多个国家。然而，未来不可贸易消费的转变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即便是制成品，贸易强度也可能下降。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迄今为止，中国惊人的制造业增长得益于低廉的工资。但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际工资上涨，贸易动力将减弱。全球收入水平趋同程度越高，贸易量可能就越少。
此外，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在其著作中指出， 《第二次机器革命》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可能推动自动化日益广泛普及。部分制造业活动虽然提供的就业岗位很少，但随着靠近客户的优势和较低运输成本超过日益缩小的劳动力成本差异，这些活动很可能回流发达国家。
因此，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可能下降，但这不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生产率提高并不需要贸易强度无休止地增长。
毕竟，地球并不与其他星球进行贸易，但其经济依然在增长。最优贸易强度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相对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生产率水平以及规模经济效应。这些因素的变化趋势可能使贸易强度下降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是可取的。
即便情况确实如此，国际贸易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止过去的贸易自由化被逆转至关重要。但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然会下降。
工业关税已大幅降低，贸易自由化的大部分潜在收益已经实现。对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收益的估计往往低得令人惊讶，充其量只有全球GDP的几个百分点。
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代价相比，这一收益很小。该危机使若干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比危机前的趋势水平低10%至15%。与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虽然同样能够进入全球市场、但因其他原因表现较差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差距相比，这一收益同样很小。
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并非保护主义日益加剧，而是进一步自由化需要进行复杂的权衡，而这些权衡已不再能被巨大的潜在收益所抵消。多哈回合的失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一些自由化举措，例如发达经济体取消棉花进口限制，无疑会使部分低收入经济体受益。但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将对最不发达经济体产生复杂影响，其中一些经济体只有在其目前享有的发达经济体市场优惠准入丧失后得到补偿，才能受益。
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推进将十分缓慢。但与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或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和教育短板相比，进展缓慢对增长前景构成的挑战要小得多。这一现实往往未被认识到。过去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成效，使全球政策界倾向于假定进一步自由化也会带来类似收益。
尽管贸易自由化的潜在全球收益已经下降，但贸易强度降低仍可能阻碍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60年间，只有少数经济体完全赶上了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而且它们都依靠出口导向型增长来推动生产率提高和制造业就业。未来，单纯依赖这一模式将更加困难。中国体量巨大，必须在比日本、台湾地区或韩国更早的发展阶段培育国内增长动力；因此，其出口（相对于GDP而言）必然会下降。
与此同时，对部分低收入国家而言，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所描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自动化，无论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还是在中国既有的产业集群之中，都将使其迈向中等及高收入水平的道路更加艰难。这对发展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只能在有限程度上缓解这一挑战。
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
作者：阿代尔·特纳，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现任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委员及上议院议员。
图片：从集装箱桥拍摄的全景，显示汉堡港的Burchardkai集装箱码头。 REUTERS/Christian Charis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