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十周年，将会有许多评论，因此我将聚焦于全球经济，它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疲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经通胀调整后的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在2000至2010年间平均为3.7%，若非所谓的大衰退，该增速本应接近4%。相比之下，本十年迄今的年均增长率为3.5%，略低于200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高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3.3%。
据我估算，本十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上一个十年更大，其GDP几乎增至三倍，从2008年末的4.6万亿美元增至如今的约13万亿美元。这新增的8万亿美元占过去十年全球GDP增量的一半以上。
我长期以来将金融危机归因于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失衡。2008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GDP的5%（2007年某些季度更接近7%），而中国则维持着高达GDP的9%或更高的惊人经常账户顺差。
危机之后，我曾预测美国与中国在未来十年间将在一定程度上互换角色。中国需要少储蓄、多消费；美国则需要多储蓄、少消费。从如今的经常账户来看，两国似乎都取得了显著进展。2018年，中国的顺差将已降至约GDP的0.5%至1%，考虑到其GDP自2008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这一成绩相当了不起。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美国将录得GDP的2%至2.5%的赤字，这处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的2%至3%区间之内。
然而，其他全球指标则不那么令人鼓舞。早在2008年，欧元区经常账户即出现GDP的1.5%的赤字，而德国则录得约5.5%的顺差。但德国的巨额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大额赤字，而这种失衡在2009年后引发了欧元危机。令人担忧的是，德国的顺差此后已激增至约占GDP的8%。因此，欧元区如今录得接近3.5%的顺差，尽管地中海成员国多年来国内需求疲弱，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造成顺差的原因。这无疑预示着未来将出现更多的不稳定。事实上，意大利正在缓慢酝酿的危机或许预示着欧元区即将面临的局面。
金融危机前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美国房地产泡沫，而该泡沫本身源于金融部门发明的、用于回收全球储蓄的日益复杂（且可疑）的方法。十年之后，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纽约、悉尼和香港等许多“全球城市”的房价，如今只有极少数常住居民能够负担，原因在于海外富裕投资者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就今年而言，已出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城市及其他城市的房价可能正在逆转。这可能仅仅反映了市政府为向居民提供更多经济适用房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可能表明，略有富裕的新购房者正变得越来越少。
诚然，这些城市房价的逐步下跌，从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欢迎的发展。但人们将徒劳地寻找一个房价下跌却未产生负面附带影响的时期。
现在我已担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我热切希望鼓励开展更多研究，探讨住房成本等因素如何与更广泛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在我看来，世界需要更好的指标来追踪这些相互关联。
例如，很明显，过去十年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幅度远大于收入不平等，其中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起到了核心作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就收入而言，最新数据显示，不平等实际上已回落至1980年代的水平（这一水平仍然过高）。
如果关于不平等的普遍看法往往夸大了实际情况，那是因为许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下属员工，所获报酬日益庞大。此类薪酬方案可以在股价表现的背景下找到理由，但这远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
这是另一个我希望我们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继续研究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几乎不间断持续的奇特股市反弹，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企业的股票回购推动的。在一些重要案例中，公司甚至发行债务为回购自身股份提供资金。
回购行为日益普遍，是否可以解释为何西方的固定投资和生产率一直如此疲弱？而这些宏观经济因素，是否可以解释近年来英国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一些政治动荡？
就这两点而言，我认为答案都是肯定的。除非我们能够重建一个企业利润真正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世界，否则发生更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的可能性将始终高得令人无法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