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衰退之前，许多人都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灾难的边缘，但这一根本性问题必须再次正视。西方国家需要开始增加储蓄，新兴经济体则必须从出口驱动转向依靠国内需求驱动的增长。然而，自大衰退以来，局势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各类资产价格的走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于一致。
这反映出一种认知：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已无安全避风港可言，因为我们日益认识到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已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区的危机——正如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所表明的那样——可能对全球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例如，如果欧元区解体，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连带风险，因为欧洲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
尽管眼前的危险感已经消退，但我们尚未看到通往增长的快速路径。相互依存意味着一个增长引擎可以带动所有船只前行；但总得有人、在某处开始承担风险。如果无人如此，节俭的悖论便可能发生——全球经济中的每个人都谨慎地优先储蓄，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需求低迷，信心受挫。
从积极的一面看，对相互依存的认识可以激发共同合作的决心。尽管政治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和美国大选，但仍有理由谨慎乐观地认为，决策者正日益意识到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危害。我们必须认识到，帮助其他经济体实现其所需的结构性转型，符合自身利益。而结构性转型——例如缩小欧元区北部与南部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远比周期性调整困难得多。
未来中国将处于世界怎样的位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应对自身的结构性转型，而这一转型如今似乎已刻不容缓。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版 《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中国排名从第26位下降至第29位，位列 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位次下滑，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首次未能在同比基础上提升名次。
过去几年，中国成功地在大衰退期间维持了增长引擎的运转，持续通过投资拉动需求。然而，近来人们日益担忧，投资规模可能过大，已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造成产能过剩。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持续时间终究有限。迟早需要将重心转向更加注重消费。世界其他地区正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变化、消费者信心及投资方向，期待中国能够平稳地从投资模式过渡到消费模式。
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自然资源和资本投资只能带来暂时的、且难以预测的竞争优势。美国的页岩油革命便体现了这种不可预测性，它使美国在制造业领域重新具备出人意料的竞争力，而这是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国家未曾预料到的。
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世界中，资本和资源跨境流动将比以往更加便利。因此，各国需要着眼于那些不易流向海外的竞争力来源，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创业文化。未来经济中真正的全球竞争将以人才和创新为基础。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所需的技能，并为企业家提供承担风险所需的空间，使其能够创造供人们就业的岗位。
这对中国意味着需要更加全面地审视教育、就业与创业问题。 《全球竞争力报告》 的调查结果特别指出，在衡量企业界对本国教育体系能否满足竞争型经济需求的感知这一指标上，中国得分相对较低。中国在144个经济体中排名第57位，得分为3.94（采用1至7分制）。如果中国能够在培育创业精神的同时解决这一脱节问题，并构建中小企业与政府相互支持、各自发挥作用的生态系统，便能形成自我强化的竞争力良性循环。
李·豪厄尔（Lee Howell）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总经理，并担任风险应对网络负责人。
本文已刊载于HBRC 9月刊，可在 此处获取。
图片：一位母亲在上海复旦大学为女儿准备大学毕业典礼。路透社/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