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伯特、威廉和詹姆斯——董事会多元化的理由

约翰、罗伯特、威廉和詹姆斯——董事会多元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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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来,我看到董事会多元化这一话题屡屡出现在新闻头条、管理期刊和政策讨论中,而争论仍在继续:董事会是否应该设定配额?这种做法会增加象征性任用吗?我们应该让候选人更多元,还是这会导致董事会只对考虑了谁负责,而不对最终选了谁负责?

遗憾的是,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提高,并未显著推动多元化——至少没有达到领先机构期望的速度。一篇 《华盛顿邮报》近期文章 指出,“名叫约翰、罗伯特、威廉或詹姆斯的男性董事人数,超过女性董事人数”。尽管我熟悉有关性别和少数群体代表性的统计数据,但这一最新发现仍凸显了进展之缓慢,令人痛心。为什么变革推进得如此之慢?

人才输送渠道的问题

董事会多元化最常见的障碍之一,是在能够通向高层的高管职位中,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缺席。人们通常认为,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具备成为有效董事会成员所需的经验、公信力和资历。《麦肯锡》近期文章《 多元化为何重要》指出:

“在美国,女性平均仅占高管团队成员的16%;在英国,这一比例为12%;在巴西则为6%。在全球企业高层,女性仍未得到充分代表。英国在种族多元化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尽管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约78%的英国企业,其高级领导团队未能反映该国劳动力和人口的构成;巴西这一比例为91%,美国为97%。”

严峻的现实是,很少有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能够进入这些人才输送职位,而旨在解决其缺席问题的努力仍未奏效。这些努力包括支付高额费用聘请高管招聘机构,以接触董事会成员直接人脉之外的人选,以及为候选人多元化设定要求。结果往往是,同一小群精挑细选的女性高管和少数群体成员被提名担任范围广泛、数量不成比例的董事会职位。这种敷衍了事的办法只会让变革步伐继续缓慢。

一些机构正努力提高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在高层中的比例。但我并非要否定它们在培养、提携和晋升方面的策略;现实是,这些努力需要时间。即使怀有最好的意愿、制定了最高效的计划,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让大量女性和少数群体代表进入高管职位。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意等吗?

别把经验奉为唯一标准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变革缓慢是否与研究人员、高管和媒体界定董事会多元化障碍的方式有关。问题真的是高管职位中非传统候选人的比例太低,还是我们几乎只从这些职位中遴选人选?

选任董事时会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地域、市场知识和行业专长,但当今候选人有一项共同要求:经验。在《 CEO Magazine》近期博客中,德勤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包容官黛博拉·德哈斯解释说,相关讨论往往聚焦于技能和经验。只要我们仍受这一模式束缚(它往往意味着依赖高管“人才输送”职位),董事会多元化的步伐就会继续慢如蜗牛。

发掘潜力

要实现真正的多元化,董事会成员及其聘用方必须超越以经验为基础的选拔标准。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倡议会引发一些疑问。

首先,经验难道不是预测未来成功的主要指标之一吗?令人意外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在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题为《 21世纪的人才识别》的文章中写道:“在评估和追踪高管、研究其绩效因素方面积累了30年经验后,我现在认为,潜力是预测各个层级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从初级管理者到高管层乃至董事会成员皆是如此。”

如何衡量潜力?方法有很多。费尔南德斯-阿劳斯建议“挖掘候选人的个人和职业经历”、“进行深入访谈或职业发展讨论”,并“彻底核查推荐人,以发现能够说明此人是否具备(或缺乏)”五项主要素质的事例:动力、好奇心、洞察力、投入度和决心。

董事会的职责是管理风险,因此接下来可能会问:任命一位“新锐领导者”是否会带来更高风险?现实是,在任命经验较少的候选人时,收益远大于风险。一个优势是,新锐领导者能够挑战“群体思维”,从而对组织的运作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

重新构建董事选拔标准,真的能让我们实现目前看似遥不可及的真正多元化目标吗?随着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在劳动力中的比例逐年稳步上升,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不局限于传统高管职位——这些群体在其中的代表性仍然很低——就能发掘不断壮大的人才群体的潜力。

费尔南德斯-阿劳斯总结道:“随着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动荡复杂,全球顶尖专业人才市场日益紧张,我确信,组织及其领导者必须转向我所说的人才识别新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对彼此的评估不再依据体力、智力、经验或能力,而是依据潜力。”

支持新锐领导者的理由

那么,真正的多元化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我建议董事会敞开大门,接纳新锐领导者的潜力,并面试专业人士,不论其资历和经验如何。

这种做法有诸多益处,包括但不限于提升财务表现;此外,组织若不必争抢同一批候选人,也能节省金钱和时间。

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同样不容忽视的益处,则与向年轻一代开放董事会职位有关;年轻一代本身就是不断壮大的人才群体和消费者群体。黛博拉·德哈斯认为, 董事会也缺乏代际多元化,这“几乎给每个企业和行业都带来风险”。预计到2025年,千禧一代将占劳动力的75%;他们在董事会中的观点有助于制定人才战略和实践,同时推动营销和产品创新,更好地面向这一不断壮大的消费群体。

此外,也值得考虑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品牌影响。如果有任何举措能够表明组织对多元化的承诺,那就是在传统选拔标准之外,也将“潜力”纳入考量。

Gen Y Inc.董事埃默森·乔尔巴指出:“如果像BP或丰田这样的《财富》500强企业为千禧一代(或新锐人士)董事开设申请流程,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量媒体报道和关注。”

要在董事会层面实现真正且可衡量的变革,选拔标准就必须超越经验和资历。如果我们成功重新构建选拔标准,就能扩大人才候选群体——包括女性、少数群体成员和千禧一代——并提升塑造组织、推动其发展的潜力。

我们知道多元化很重要。我们知道现有努力仍不够。我认为,为新锐领导者设立董事会职位或许就是答案。财务、资源、人才群体、消费者和品牌方面的益处,都支持变革的必要性。我们只需要一批勇于开拓的组织迈出这一步,带头前行。

作者:克里斯蒂·亨特·阿斯科特是一名顾问、罗德学者,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

图片:2011年8月10日,瑞士经济部长约翰·施奈德-阿曼(左二)在伯尔尼欢迎参加圆桌会谈的与会者。会议讨论在瑞士法郎走强的背景下,如何将较低的进口价格传递给消费者。REUTERS/Peter Schneider/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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