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今天的世界在经济和金融上的一体化程度，已超过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任何时期。但政策制定，尤其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仍然带有与时代不相称的国家化和狭隘性。是否到了重新思考全球货币（非）体系的时候？尤其是，相比于我们这套混乱、低效且过时的国家货币政策与货币组合，一家全球统一的中央银行和一种世界货币不是更合理吗？
技术如今已达到这样一个节点：在几乎普及的手机使用支持下，一种通用数字货币确实使之成为可能。无论全球货币听起来多么不切实际，请记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放弃金本位制同样看似难以想象。
当前体系既有风险又低效。不同的货币不仅给游客带来麻烦，他们回家时口袋里装满了无法花用的外国硬币。全球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徒劳无益地试图对冲汇率风险，耗费时间和资源（只有充当中间人的银行从中获益）。
让世界摆脱国家货币将带来巨大收益。一举之下，货币战争的风险及其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危害将被消除。定价将更加透明，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发现异常价格，并寻找最优惠的交易。此外，通过消除外汇交易和对冲成本，单一货币将重振停滞的世界贸易，并提高全球资本配置的效率。
简言之，当前局面是已被取代的民族国家时代的副产品。全球化缩小了世界经济的版图，建立世界中央银行的时机已经到来。
痴心妄想吧。事实上，单一世界货币既不太可能实现，也不可取。
中央银行理想情况下应独立于政治影响，但仍需对政治共同体负责。它们的合法性源于创建它们的政治进程，植根于其设立旨在服务的（并赋予其权威的）公民意志。
中央银行的历史虽然相对较短，但表明民主产生的合法性只可能存在于民族国家层面。在超国家层面，合法性仍然大有问题，欧元区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当欧盟的主权通过民主选择超越其所包含的各民族国家的主权时，欧洲中央银行才会具备维持其作为欧元区唯一货币当局所需的合法性。
但同样的政治合法性无法设想适用于任何跨大西洋或跨太平洋的货币当局，更不用说全球性的了。国家之间的条约可以协调商贸及其他领域的规则，但它们无法转移对中央银行这样强大机构的主权，也无法转移纸币这样引人注目的象征。
中央银行的合法性在风险最高时最为重要。日常货币政策决策，委婉地说，不太可能激起大众的热情。对于货币当局作为商业银行乃至政府的最后贷款人采取行动的需求，情况则不同。这种需求没有那么频繁（人们希望如此）。正如我们近年所见，此类干预可能是金融混乱与崩溃，和仅仅是紧缩与衰退之间的差别。而只有中央银行凭借其自由创造自身负债的能力，才能扮演这一角色。
然而，中央银行在此类情形下必须做出的艰难决定，即防止破坏稳定的挤兑与助长道德风险之间的权衡，同时具有技术性和政治性。最重要的是，其决策的合法性植根于法律，而法律本身即是民主意志的体现。救助这家银行而不救助另一家？购买主权债务，但不购买州或联邦属地（例如波多黎各）的债务？尽管在超国家层面作出此类决定并非理论上不可能，但在现代，这完全不切实际。合法性而非技术，才是中央银行的真正通货。
但是，即便单一的全球中央银行和货币注定会彻底失败（无论其经济理由多么充分），也并不能免除政策制定者应对碎片化全球货币体系所带来挑战的责任。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全球多边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仲裁者和防范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守护者，其角色应得到加强。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应在一项共同协议中强调其坚持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承诺。此外，正如 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近期所建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为可能 面临流动性危机 的新兴经济体提供后盾（此类危机源于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
同样，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所有行动方承诺改善基础设施，以确保资源在整个世界经济中高效流动。为此，应依据所要求的2530亿美元，增加世界银行下属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本基础，以帮助为新兴经济体在公路、机场及其他诸多领域的投资提供资金。
在现有货币安排下，多边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并非推动全球贸易复苏的唯一途径。过去七十年已充分证明，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样有助于此，尤其是在多哈回合所设想的农业和服务业领域。
全球金融稳定同样可以在现有框架内得到加强。所需要的只是协调一致、透明且易于理解的监管与监督。
对于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不应因追求完美（即无法实现的单一中央银行和货币）而放弃可以实现的良好状态。在我们现有条件下开展工作，完全有可能改进我们的政策工具并促进全球增长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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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rry Hatheway 是 GAM Holding 的首席经济学家。Alexander Friedman 是 GAM Holding 的集团首席执行官。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REUTERS/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