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有关 幸福与福祉 的数据可用于指导政府政策，这一观点在过去十年间日益流行。但在我们寻求以其他指标取代GDP，或至少将其作为衡量国家成功的补充指标时，可能会重蹈旧有覆辙。在全球日益流行的一项指标尤其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GDP严重不足以衡量国家福祉。早在1968年，Bobby Kennedy就指出，这类宏观经济指标 “衡量了一切，简而言之，唯独衡量不了让生命值得过下去的东西。”此后，“超越GDP”运动势头渐盛。例如，加拿大推出了 福祉指数，经合组织则组织开展了 美好生活倡议。在英国，国家统计局正在牵头推进 国家福祉衡量计划，并制定了一套福祉框架，涵盖生活的多个维度，包括健康、人际关系、工作、自然环境和政治参与。
这一切都是好消息。任何摆脱 对GDP的迷信 、转向更全面且更有意义的国家福祉定义的努力，都值得欢迎。然而，在取得这些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种危险：人们可能只是把对GDP的迷信，换成对另一项简单指标的盲目推崇。主观福祉——即对人们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测量——正日益被视为一种标尺，能够概括福祉的其他各个方面。
大量关于 幸福新科学 的研究为这类思路提供了依据，而“福祉”一词如今常常只是“幸福与满足”这一心理状态的简写。
但主观福祉（SWB）并不是衡量真实、客观福祉的可靠指标。例如，贫困和处境不利的人可能会适应自身匮乏，并在生活满意度量表上给自己打高分。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福祉得分高，可能只反映了人们在糟糕处境中尽力自处。这并不意味着贫困可以被忽视。
类似地，某些人吃鱼子酱的频率从每周一次降至每月一次，可能会因此感到主观福祉下降；但这对他们整体客观福祉的影响，大概不值得政府过多关注。
平均主观福祉并不总能反映人们生活的客观质量，这一点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主观福祉趋势中可见一斑。尽管金融崩盘给许多人造成了重大的客观困境， 英国的平均主观福祉仍保持稳定。
尽管存在这一严重问题，SWB之所以获得关注，或许是因为它与GDP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二者都源自功利主义传统，即认为人的福祉归结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快乐或满足。此外，和GDP一样，SWB也是一种简单的量化核心指标，适用于标准计量经济学方法。这些共同渊源和实际兼容性，使SWB很容易取代GDP，成为衡量国家福祉的主要指标。然而，与GDP一样，SWB也无法捕捉许多让生命值得过下去的东西。
因此，尽管我们应当欢迎将福祉纳入政府衡量国家成功与进步的方式，但福祉议程看起来很像是被功利主义劫持了。GDP和SWB可谓近亲。真正激进的模式应当超越二者。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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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nie Austin，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变革研究所博士生。
图片：2008年1月7日，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礼仪培训课上，一名学生向另一名学生示范如何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