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最初未能于2015年6月12日授予奥巴马总统贸易促进授权（TPA），这原本是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奏；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新的贸易协定会如何影响美国就业。例如，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宣布将投票反对TPA时表示：“我们希望为美国工人争取到更好的协议。”
随着美国国会结束对TPA的辩论并准备提交TPP最终文本，了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对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极为重要。
不只是一项贸易协议
为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TPP将大幅促进市场准入和贸易，但该协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为伙伴国家企业在美国开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FDI）创造便利。1 因此，除了增加出口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外，TPP还将鼓励流入型FDI，为美国经济带来就业、资本、研发支出、技术和生产率提升。与此同时，TPP将使美国企业更容易、更有保障地扩大在伙伴国家的业务，从而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这有利于工人、增强研发能力，并扩大对美国本土的投资。
TPP将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FDI。
首先，TPP将纳入直接降低投资壁垒的条款，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消除服务业投资壁垒，以及提高各伙伴国家监管制度的一致性和透明度。
其次，降低贸易壁垒本身就会促进FDI，因为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
当今世界80%的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MNC）的关联企业之间，或发生在由跨国公司组织的供应链内部。因此，在AT Kearney的《2014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调查》中，53%的受访商界领袖表示，如果TPP得以实施，将影响其投资决策，这并不令人意外。另有22%表示，TPP的前景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投资决策。
Peter A. Petri和Michael G. Plummer（PIIE，2012）估计，美国从TPP中获得的收益有三分之一将由协定的投资条款带动；对外FDI存量将增加1690亿美元，流入型FDI存量将增加470亿美元。该报告发布时，只有9个国家参与TPP谈判，因此Petri和Plummer的估算如今需要上调。此外，我们发现，跨国公司供应链中的技术和管理流动，比当前一般均衡模型或复杂微观经济贸易模型所能捕捉到的更快、更紧密（包括共同设计流程以及技术人员双向交流）；因此，FDI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福利收益很可能远高于当代估算所显示的水平。
简而言之，TPP给美国带来的收益中有很大一部分将通过FDI实现，包括流入美国经济的FDI和为进入伙伴国经济体而进行的对外FDI。
TPP企业在美国的流入型FDI
2012年（现有数据中最近的一年），总部设在TPP国家的企业在美国雇用了超过140万名员工，占当年所有外国企业关联公司在美国雇员总数的26%。图1a和图1b显示，TPP国家企业在美国的就业人数，无论按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所有外国企业的总就业人数计算，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峰值，在21世纪初略有下降，之后近期有所回升。这一趋势表明，美国工人就业人数仍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些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和福利超过每名员工74,000美元，远高于所有美国企业的平均水平。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除创造就业外，TPP国家企业还向美国经济注入资本并创造增加值（图2a和图2b）。2012年，TPP国家企业的关联公司在美国新资本支出超过700亿美元，占当年外国企业关联公司在美国资本支出总额的36%。TPP国家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不断增长，2012年约占美国外国企业增加值总额的25%。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FDI的经济影响远不止创造就业、投资和研发支出。外国企业的存在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同时也带来可能用于改善国内企业绩效的专业知识。外国企业进入市场时，会引入新的生产技术、管理实践和质量控制流程，这些都可能溢出到当地市场。这类FDI溢出效应可以表现为同一行业内外国企业向国内企业进行横向技术转移。员工可能离开外资企业，并将所学技术带到下一份在国内企业的工作中。溢出效应也可能是纵向的。如果外资企业希望在当地采购投入品，可能会要求供应商提高质量，甚至与其分享生产技术，从而提高上游行业本地企业的生产率。早期研究（Moran和Oldenski，2013）表明，1987年至2007年美国生产率增长总量中约有12%可归因于流入型FDI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
来自日本的FDI尤为重要
日本是TPP国家中对美国FDI最重要的来源国。2013年，日本企业自1992年以来首次成为美国新增FDI流入的最大来源，仅当年就向美国经济注入近450亿美元的新投资。数据显示，日本投资者是美国经济中尤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其融入程度稳步提升：一方面，日本供应商网络受到吸引，与日本核心企业共同投资；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与美国本土公司建立后向联系。日本企业的研发强度也高于美国其他外国企业。2012年，日本企业的美国员工平均获得近80,000美元的工资和福利，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Moran和Oldenski，2015）。
各类跨国公司（MNC）支付的工资都高于纯本土企业。不过，外资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员工收入甚至高于美国跨国公司员工。在美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中，日本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它们为美国经济创造高薪就业岗位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部分归因于日本企业在美国开展的研发等高价值活动。以每名员工年度研发支出衡量，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研发强度远高于其他外国企业，而且增长速度也快得多。2011年，日本企业每名员工的研发支出超过10,260美元，而外国企业平均约为8,270美元。
美国企业在TPP国家的投资
除了增加对美国的投资，TPP还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多拓展机会，使其不仅能通过出口拓展，也能通过FDI拓展。如图3b所示，2012年，美国跨国公司外国关联公司的销售额中有31%流向TPP国家。最终协议中可能纳入的许多条款，将通过统一投资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消除准入壁垒，改善美国企业进入TPP国家市场的条件。
Hufbauer、Moran和Oldenski（2013）的既有研究表明，美国本土企业的扩张会增强这些企业的实力，并增加其在国内外的招聘和投资。当一家美国企业将其外国关联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10%时，该企业在美国的就业人数平均会增加4%。该企业在美国的资本支出和出口也会增加约4%。研发支出不仅与美国总体就业相关，也与高技能、高薪岗位的就业相关；研发支出将增加5.4%。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结论
尽管TPP常被称为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涉及的远不止贸易。最终协议中可能出现的若干条款，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因此，FDI的扩张将为消费者、企业，以及——是的！——美国工人带来诸多重要益处。
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化——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都能增强和改善美国国内经济的就业基础。全球扩张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岗位消失，也会创造其他岗位。但净效应显然是积极的，高附加值、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增长最大。如果国会议员关心在美国创造体面就业岗位，就应该支持TPA和TPP。
参考文献
Kearney A T（2014），《2014年AT Kearney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
Hufbauer G C、T H. Moran和L Oldenski（2013），《对外外国直接投资与美国出口、就业及研发：对美国政策的启示》，PIIE《国际经济政策分析》第101期。
Moran, Theodore H和Lindsay Oldenski（2013），《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疑虑与风险，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FDI》，PIIE《国际经济政策分析》第100期。
Moran, T H和L Oldenski（2015），《日本在美国的投资：表现更优、融合不断加深》，PIIE《政策简报》第PB15-3号。
Petri, P A和M G Plummer（2012），《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亚太一体化：政策启示》，PIIE《政策简报》第PB12-16号。
脚注
1 撰写本文时，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和美国。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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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eodore H. Moran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Marcus Wallenberg讲席教授。Lindsay Oldenski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助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图片：南卡罗来纳州温斯伯勒Element Electronics工厂的装配线上，工人正在为32英寸电视机更换后盖。路透社/Chris Ke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