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谈判格局一直在经历剧变。在多边层面，经过15年未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束多哈发展回合的尝试，谈判体系已显露出极易受到任何一小部分成员国阻挠的脆弱性。各国多样化的个体目标彼此交织、横跨多个相关议题，导致达成协议比最初预想的更加困难。然而，即便将范围缩小到一项 贸易便利化谈判，如在 2013年12月巴厘岛达成的那项谈判，至今仍未能取得成果。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优惠贸易协定（PTA）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决定着手开展所谓的巨型贸易谈判。美国提出与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欧盟接受与美国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从外交角度看，采取这种方式为克服多边领域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困难提供了一条途径。
与此同时，大型且富裕的谈判方也找到了强化其不对称地位和议程设置能力的方式；而在以百分之百成员参与为基础的多边谈判轨道中，这些优势往往会被部分削弱。
从设计上看，这些巨型谈判的范围远远超出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涵盖投资、竞争等与贸易相关议题的规则，以及环境、气候变化、劳动法规等新议题。
将这些部门性议题纳入多边谈判一直遭遇强烈抵制。
过去几十年间，不同贸易壁垒的权重也发生了变化 （Canuto，2012a）。随着平均关税降低，以及“价值链”和跨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监管差异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作为贸易制约因素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Canuto，2012b； 2013）。因此，近期对TTIP潜在影响的估算显示，在削减非贸易壁垒的情景下，欧盟国家所受影响更为显著，参见 Felbermayr等人（2013）。
只要能够就有实质意义的内容达成一致，参与这些巨型贸易谈判的经济体规模就足以确保谈判外国家也将受到重大影响。由于未参与谈判的国家将面对协定受益方获得的优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将直接受到第一轮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此外，协定内部国家竞争力发生变化还会带来第二轮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将更容易吸引投资和技术流入。
以巴西为例。巴西是全球贸易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已将重点押在多边领域。Getulio Vargas基金会的Vera Thorstensen和Lucas Ferraz报告了一系列模拟，展示了在不同协定覆盖范围假设下，TTIP和TPP对巴西的第一轮影响，参见Thorstensen和Ferraz（2014）。
图1展示了他们关于TTIP对巴西与美国和欧盟双边贸易第一轮影响的汇总结果，涵盖三种协定完成情景：（i）欧盟与美国之间全面取消关税（TTIP 100%）；（ii）在此基础上将非关税壁垒削减50%（TTIP 100% + NTB 50%）；以及（iii）全面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TTIP 100% + NTB 100%）。正如我们以上指出的，鉴于当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相对权重，以及取消这些壁垒的影响估算，随着欧盟与美国之间的非关税壁垒降低，巴西出口和进口所受第一轮影响及其对贸易平衡造成的相应负面后果都将变得更加显著。
图1
图2展示了作者关于TPP对巴西出口和进口总额第一轮影响的结果。除了全面取消关税、以及在此基础上削减50%非关税壁垒的情景外，他们还考察了中国加入该协定的假设。可以再次看到，随着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扩大，影响幅度也会上升；尤其是中国加入TPP时。
图2
作者还模拟了巴西加入TTIP的情形。届时，巴西出口、进口和贸易平衡都将受到积极影响，其中农业部门的收益尤为显著。
我想提出两点启示。第一，尽管TTIP和TPP对巴西贸易的第一轮负面影响看起来并不严重，但不应忽视，这些影响往往会因协定参与经济体随后提升竞争力而加剧。这还不包括巴西因贸易封闭而已经付出的机会成本—— Canuto（2014）、 Canuto等人（2015a； 2015b） ——尤其是投资和技术流动往往会因这些巨型贸易协定而转向其他方向。
巨型贸易协定的潜在影响不止于贸易本身：国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压力，以及这类协定对出口目的地和第三方市场的影响，都可能推动生产率增长并提升竞争力。这不仅适用于参与经济体的可贸易部门，也适用于非贸易活动。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巴西或许应重新审视其现行贸易谈判战略，因为其努力一直集中于多边轨道。与美国和欧盟分别制定双边贸易议程，或可成为减轻TTIP和TTP潜在负面影响的一种方式。
本文最初刊载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发展”博客。 本文刊载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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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taviano Canuto是世界银行高级顾问及前副行长。
图片：一艘集装箱船驶离温哥华的伯拉德湾。路透社/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