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财长齐聚华盛顿特区，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他们将面临众多亟待讨论的紧迫议题。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谈判的后续影响，以及危险的债务积压，使当前成为十年来经济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讨论，我们都应希望它们能够以最小的损失得到解决。
但这些问题不应分散我们对更为紧迫的长期挑战的关注：到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未来30年内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以及改革全球经济体系，使其在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保持适用。
这一切都以终结当今政策制定中的经济短期主义为前提。为此，我们应制定记分卡，以跟踪我们在这些长期优先事项上的表现。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其作为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关键绩效指标”。第二，我们应采用独立的跟踪工具，评估《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进展。第三，我们必须通过为企业引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记分卡，落实“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整体经济的参照框架。75年来，世界一直跟随名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鼓点前行。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具。GDP获得了广泛关注，其初衷是在经济体主要被视为动员战时生产的工具之时。而如今，经济体被期望服务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最大化人类福祉与可持续性。
现在是时候考虑一种新的方法了。来自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国际机构的一群经济学家，包括戴安·科伊尔和玛丽亚娜·马祖卡托，已经在研究替代性指标以及弥补GDP缺陷的方法。他们的财富项目源于世界银行发起的努力，已经就我们如何推进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
例如，一种“快速解决方案”是采用人均收入中位数等指标，人均，它能更好地反映真实民众所面临的经济状况。一个更具雄心的指标是“自然资本”，它以一国的生态系统、渔业资源、矿产及其他自然资产为基础。由于这一“资产负债表”还需纳入人力资本，我们可以将所有相关要素整合进一个综合记分卡。
第二，正如格蕾塔·通贝里等年轻气候活动人士提醒我们的那样，零碳目标以及对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的诉求，必须被置于国家和国际治理的核心位置。否则，针对“精英”的民众怨愤将加剧，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也将持续。
在这方面，一种选择是采用独立工具，例如气候行动追踪器，该工具显示各国在履行《巴黎协定》下国家承诺方面的进展。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报告自身绩效、于国际会议上分享最佳实践时，可以使用同一份记分卡。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领导人也需要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与抗议者的声音接触。为此，我们应当围绕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搭建一个广泛开放的平台，使每个人都有渠道提出自己的想法并贡献自身技能。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妨碍各国优先考虑本国社区的利益。健康与福祉、教育、性别平等、体面工作、减少不平等以及强有力的机构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与国家层面的议程相契合。此外，重新强调主权行动，有助于我们在全球目标与国家自主诉求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最后，我们应认识到，过去50年间企业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1970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股东至上”时，企业要么未意识到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要么规模过小，无法改变社会经济格局。然而，在一个拥有全球供应链和具备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的世界里，这种狭隘的理念已难以持续。
正如近期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一项声明所明确表明的，我们已进入“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便已被世界经济论坛采纳）。企业衡量标准将必须改变，所有企业领导者都应已树立ESG理念。这些标准现在需要纳入财务报表和年度报告之中。
好消息是，许多企业正朝这一方向迈进。更令人欣慰的是，它们很快便能依托由国际商业理事会正在制定的一份通用记分卡。该理事会由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莫伊尼汉担任主席。这一努力得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支持，其过往在类似举措中积累的经验可能大有裨益。如果足够多的利益相关方接受这一新记分卡，它有望成为全球企业绩效的领先指标。
采纳这三份记分卡——新的全球增长指标、气候追踪器以及ESG衡量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应对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长期挑战。这也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经济危机，并避免未来的危机，向心怀不满的公众表明，政治和商业领袖确实是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而非仅为一己之私。我邀请全球经济中的每一位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这些努力，终结短期主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