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和政治史充分表明，单有高速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成果。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强劲增长期，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显著下降的国家相对较少（参见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Dollar 和 Kraay，2002；Dollar 等，2013）。增长必须具有包容性或惠及广泛群体，国家才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Ianchovichina 和 Gable，2012；Anand 等，2013）。简言之，增长的内在质量是否良好至关重要。
因此，过去几年间，“增长质量”已成为流行词汇的一部分。人们对增长质量乃至更广泛的包容性增长兴趣激增，反映了这种认识。通过 Google 趋势搜索进行简单基准比较后可以发现，人们对这一议题的兴趣浓厚且日益增长。
图 1。“包容性增长”Google 搜索趋势随时间变化*
*注：Google 搜索数据按 0–100 的尺度归一化；每个数值均以最高值为基准，除以最高值后再乘以 100。
衡量增长质量：一种新方法
然而，不同的人对增长质量这一概念往往有不同理解。因此，人们难以确切了解讨论的内容；而迄今文献中缺乏正式的量化方法，更使这一问题复杂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衡量增长质量？
认识到这一现状后，我们着手开发一种更严谨的统计方法。在近期的工作论文（Mlachila 等，2014）中，我们以 Martinez 和 Mlachila（2013）的研究为基础，提出高质量增长应当强劲、稳定、可持续、提高生产率，并带来理想的社会成果，例如生活水平改善和贫困缓解。为以统计方式评估这些方面，我们编制了一个新的增长质量指数。该综合指数涵盖增长的内在特征（强度、波动性和来源）以及其社会层面（健康和教育成果）。因此，我们旨在捕捉增长的多维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增长质量指数的概念示意图
你或许会问，这个指数的新意何在？它是否只是对联合国编制的知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翻版（Klugman 等，2011）？我们的指数不止关注收入水平，而是聚焦于增长本身的性质——其强度、稳定性、行业构成等。可以说，由于 HDI 以收入为基础，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它实际上是数千年累积增长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指数具有一项优势：可以评估各国境内及各国之间不同时期增长的质量。
这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能更有效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判断增长战略是否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们的指数还能深入问题本身，单独识别实际可归因于当前或近期政策制定的增长表现和社会表现。
新的增长质量指数的发现
编制这一指数时，我们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受数据限制，该指数覆盖 93 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为 1990 年至 2011 年。
我们的发现有四点。
第一，过去二十年间，增长质量有所改善。
第二，表现最差的国家往往会随着时间推移赶上表现最好的国家，但速度较慢。
这与增长文献中传统的趋同假说一致。换言之，一个国家达到较高的增长质量水平后，继续提升这一水平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预期寿命的改善存在上限。对于处于阶梯底端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
图 3。增长质量指数随时间变化
第三，不同收入水平和地区之间存在国家间差异（图 4）。
中高收入国家（UMIC）的得分最高，其次依次为中低收入国家（LMIC）和低收入国家（LIC）。脆弱性也是实现更高增长质量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加剧的一个来源。脆弱国家的表现显著低于样本整体。从地区来看，拉丁美洲表现最佳，其后依次为中东欧、亚太、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排名垫底，不过其中少数国家，尤其是来自非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显著上升，跻身表现最佳国家之列。
图 4。不同收入水平、脆弱状态和地区的增长质量指数
要真正实现社会成果的持久改善，增长质量就需要在较长时期内——30–40 年——持续保持。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已做到这一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在增长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仍需长期保持这一势头。
第四，实证研究有助于确定增长质量指数的主要驱动因素。
研究显示，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入社会部门有助于提升增长质量。健全的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也与高质量增长相关，政治稳定亦是如此；这些因素共同营造有利环境，促进稳定且惠及广泛群体的增长，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此外，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可改善信贷可及性，帮助释放私营部门创造财富和体面就业的潜力，从而提升增长质量。最后，外部条件对于提高增长质量指数也很重要，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它有助于弥补国内储蓄缺口，并加快技术和知识转移。
图 5。增长质量指数及其主要驱动因素
结语
当然，我们确实认识到，尽管增长质量指数是为“并非所有增长都同等”这一讨论作出贡献的一项积极进展，但仍有其他改进途径。与所有指数一样，其质量取决于基础数据。社会数据的质量尤其薄弱且不完整。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多项插值，并使用五年平均值。该指数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纳入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内容和不平等衡量指标。
最后，谨作提醒。我们的指数并未涉及长期可持续性。简言之，它无法判断一个国家当前的政策——这些政策或许能在当下改善增长质量——是否会在长期导致经济或环境灾难。例如，一个国家可能通过迅速耗竭自然资源或累积公共债务来改善其增长质量。
免责声明：作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的经济学家。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 IMF 或 IMF 的政策。
参考文献
Anand R、S Mishra 和 J S Peiris（2013），《包容性增长：衡量与决定因素》，IMF 工作论文第 13/135 号。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 《增长报告：实现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 （华盛顿：世界银行）。
Dollar, D、T Kleineberg 和 A Kraay（2013），《增长仍有益于穷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 6568 号（华盛顿：世界银行）。
Dollar, D 和 A Kraay（2002），《增长有益于穷人》， 《经济增长杂志》，第 7 卷，第 3 期，第 195–225 页。
Ianchovichina, E 和 S L Gable（2012），《什么是包容性增长？》，Arezki 等（编）《 低收入国家的商品价格波动与包容性增长》一书第 8 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Klugman, J、F Rodriguez 和 H J Choi（2011），《2010 年 HDI：新争议，旧批评》，人类发展研究论文第 1 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纽约。
Mlachila, M、R Tapsoba 和 S Tapsoba（2014），《增长质量指数：一项提案》，IMF 工作论文 14/172。
Martinez, M 和 M Mlachila（2013），《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期高速增长期的质量》，IMF 工作论文 13/53。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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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ntfort Mlachila 是 IMF 非洲部顾问。René Tapsoba 和 Sampawende Tapsoba 是 IMF 财政事务部经济学家。
图片：在圣萨尔瓦多郊外拉利伯塔德的 Santa Adelaida 咖啡合作社，一名工人正在晾晒咖啡豆。路透社/Ulises Rodrigue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