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财政刺激：向流动性不足家庭的转移支付
自大衰退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政府一直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推行刺激计划。其中大多数采取退税或其他旨在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措施（Oh and Reis 2011），例如意大利政府近期推出的自愿暂停养老金缴费计划。
财政转移支付能否有效刺激总需求，取决于其能否惠及边际消费倾向（MPC）较高的家庭。长期以来的问题在于如何识别并覆盖最符合条件的这些家庭（Parker 2014, Jappelli and Pistaferri 2013）。与强调信贷市场不完善和预防性储蓄的文献一致，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手头现金”较少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例如可参见 Jappelli and Pistaferri 2014 基于意大利调查数据的近期研究），而流动性约束可能性最大的家庭同样如此，正如 Argarwal et al.（2007）在考察2001年联邦所得税退税对消费的影响时所示。
近期一批文献关注到这样一类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他们相对富裕，但财富集中于（如住房等）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之中。由于信贷和金融摩擦，这类资产只能以高昂的（交易）成本用于为当期消费融资。若以房产抵押借款或为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业主在不利情况下（如收入暂时下降或支出突然激增）可能不愿动用财富来维持当前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该家庭可被描述为“富裕的“手到口”家庭”（Kaplan and Violante 2014），其消费支出对能在短期内提高可支配收入的现金转移支付相当敏感。
实证文献面临的挑战在于，阐明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机制，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影响需求的“流动性渠道”。
提升流动性的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来自意大利地震的证据
在一篇近期工作论文（Acconcia et al. 2015）中，我们迎接这一挑战，利用微观证据检验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最新观点。我们的目标是识别这样一类转移支付：在信贷市场存在摩擦的背景下，其主要效应在于提高相对富裕但不一定具有流动性的家庭的流动性。
该研究的主要思路源于对意大利遭受重大地震地区公共部门干预措施的分析。为支持当地居民，意大利政府出资承担受损住房修缮工程的费用。这些“重建基金”的领取者无权将其在不同支出项目之间自由调配；转移支付与住房修缮工作直接挂钩。1
然而，由于家庭是预先获得资金，原则上他们可以将这笔现金用于为当期消费支出融资，代价是未来消费减少。就此而言，我们分析中的转移支付类似于短期贷款，且仅归自住业主所有，这些业主相对富裕，但可能缺乏流动性。
我们聚焦三个案例研究：1980年发生在意大利南部两个大区（坎帕尼亚和巴西利卡塔）的大范围地震；2012年发生在艾米利亚大区的地震；以及2009年发生在阿布鲁佐大区拉奎拉（L’Aquila）市周边地区的地震。2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依据意大利银行住户收入与财富调查（SHIW）的数据，分析居民非耐用品支出对重建转移支付的即时反应。3
这些案例研究尤其适合我们的研究目的。首先，界定“处理组”（灾区内有资格获得重建转移支付的自住业主）与“对照组”（灾区外和/或灾区内不符合转移支付资格的居民）的事件（地震）是随机发生的。在灾区，自住业主既因需修复住房损坏而遭受随机的支出冲击，又享有获得重建转移支付的资格。4 其次，转移支付金额相对于家庭当期收入而言数额较大。
转移支付对消费有显著影响
在我们的第一个案例研究中，即1980年意大利南部的地震，我们得出了一项关键结果。具体而言，相较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自住业主：
在重建工作实施的情况下，重建转移支付在四年期限内对消费没有影响；
然而，自住业主的消费在地震后最初两年内反应相当强烈。最初的增长随后被回落所抵消，这与我们所分析的转移支付并非赠予、而是对住房修缮成本的补偿这一事实相一致。
我们估计的转移支付边际消费倾向为22%——在对照组的不同定义下（例如纳入灾区内尚未（或暂未）获得转移支付现金资格的居民），这一结果保持稳定。然而，对于该案例，我们没有足够信息区分“富裕的“手到口”家庭”与其他家庭。估计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是边际消费倾向各异的家庭群体的平均值。
流动性不足家庭的消费增加
在我们的第二个案例研究中，即2012年袭击艾米利亚大区的地震，我们利用了关于家庭资产组合构成的更丰富信息，对此前的发现加以细化；而意大利银行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尚未包含这些信息。得益于更丰富的数据，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组富裕的“手到口”家庭，从而更直接地检验推动本研究的假设。
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将流动性不足（或富裕的“手到口”）家庭界定为地震前满足以下条件的家庭：持有的流动资产（现金与银行存款之和）低于其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欠有银行债务，例如持有抵押贷款。约20%的全体业主属于这一群体。
以下是关键发现：
只有属于“富裕的手到口”群体时，灾区业主的消费才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
合并所有业主（不论其财富的流动性如何），我们估计的边际消费倾向与1980年意大利南部地震的估计值非常接近——分别为27%与22%。
按照财富流动性指标对样本进行划分后，我们发现，富裕的“手到口”家庭的转移支付边际消费倾向为57%，而其他家庭的该数值与零不存在显著差异。
估计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与文献中的估计值相当吻合。举例而言，Surico and Trezzi（2015）记录了意大利住房税上调后耐用品消费下降50%的情况。5
仅当转移支付以现金而非实物形式提供时才会增加消费
在第三个案例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当转移支付以“实物形式”而非现金形式发放时，是否仍能有效提高家庭消费。按照理论及我们早期的结果，这类转移支付不应有效。
2009年阿布鲁佐大区拉奎拉市周边地区遭受地震后，政府实施了大规模重建计划。然而，政府机构并未向家庭发放现金，而是直接向承担工程的建筑公司支付费用。
与前几个案例不同，无论财富的流动性及银行债务状况如何，我们均未发现家庭消费对实物转移支付（重建服务）有显著反应。
这一结果补充了我们此前的发现，即重建转移支付在四年期限内对消费没有影响，并强化了我们的主要结论：换言之，推动消费短期反应的，是流向流动性不足家庭的现金所产生的短期流动性效应。
结论
我们案例研究的证据支持近期关于财政刺激影响需求方式的观点，即强调流动性效应。
我们的分析以及若干其他近期研究的主要结论十分明确。针对相对富裕但可能缺乏流动性的家庭、设计良好的临时性转移支付计划，有助于仍处于衰退状态的（欧洲）经济体加快复苏，相当有益。对于目前正推行深远结构性改革的国家而言，维持经济活动的措施可能尤为可取。
参考文献
Acconcia, A, G Corsetti, and S Simonelli (2015), “提升流动性的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来自意大利地震的证据”, CEPR 讨论论文 10968.
Agarwal, S, C Liu, and N S Souleles (2007), “消费者支出与债务对退税的反应——基于消费者信贷数据的证据”,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月, 115 (6), 986–1019.
Jappelli, T and L Pistaferri (2014), “财政政策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异质性”,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4年10月, 6 (4), 107–36.
Jappelli, T and L Pistaferri (2013), “财政政策与消费”, VoxEU.org, 3月23日.
Kaplan, G and G L Violante (2014), “财政刺激支付对消费反应的模型”, Econometrica, 82 (4), 1199–1239.
Parker J A (2014), “退税作为逆周期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VoxEU.org, 6月17日.
Oh, Hyunseung and R Reis (2011), “2007-09年财政扩张：关于转移支付的全部内容”, VoxEU.org, 5月4日.
Surico, P and R Trezzi (2015), “消费支出与财产税：来自2011年意大利IMU的证据,” Mimeo, 2015.
脚注
1 费用依据严格的技术标准预先设定，通常对融资设有上限，例如仅限最多110平方米的重建面积。
2 有关这三个案例中各转移支付计划的制度细节，请参阅我们的工作论文。
3 在我们的研究中，未纳入耐用品的一个具体原因是避免将消费/储蓄决策与更换地震中损毁物品的需要相混淆。
4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关注地区的住房存量由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历史建筑构成，豪华住宅与普通住宅同样容易在地震中受损。基于样本的这一特征，受损程度以及因此产生的公共转移支付金额，不太可能与家庭的财富和流动性水平存在系统性关联。
5 目前这一点已广为理解：预先实施的财政措施（例如出于向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展示资金”的需要）会在国内需求和就业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我们的分析表明，对于流动性不足的家庭而言，即便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严格临时性的，需求的收缩也可能相当严重。
本文与 VoxEU。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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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tonio Acconcia 为 Università di Napoli Federico II 经济学教授。Giancarlo Corsetti 为剑桥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 CEPR 项目主任。Saverio Simonelli 为 Università di Napoli Federico II 经济学副教授。
图片：新推出的10欧元纸币在法兰克福德国联邦储备银行（Bundesbank）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于紫外线灯下展示。REUTERS/Ralph Orlow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