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全心致力于服务的企业，对利润只会有一种担忧。它们会大得令人尴尬——亨利·福特。
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就已经设想到服务经济的潜力。然而，经济史学家往往从工业化的角度解释发展差距。美国住房与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这一经典观点提出了挑战，表明最富裕的县已转向专业化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在关于空间区位的讨论中考虑服务经济，表明市场规模不仅对服务业至关重要，对任何非农业活动都同样关键（Desmet and Fafchamps 2005）。本文评估上个世纪服务经济如何引发了城市服务经济与美国农村之间的明显反差。
专业化、增长与不平等
20世纪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但代价是各县之间不平等的加剧。美国人口普查估算显示，2010年平均年工资从佐治亚州汉考克的26,559美元到纽约的109,405美元不等。最繁荣的热点地区位于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如纽约、新泽西、罗德岛、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收入随人口增长而逐步提高。
图1。各县平均收入水平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五年期估计）自行计算。
制造业地区的生产与人口向这些县转移，同时伴随着有利于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美国历史统计》（2006），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道）逐步走向专业化于服务业，其服务业劳动力比重自1890年以来从30%提高到80%，但这一趋势在各县之间并不普遍。这些热点地区的经济活动与服务业就业在空间上的吻合表明，第三产业不仅已成为美国经济的引擎，也是曾经成功的制造业地区衰退的原因。
服务业内部的不平等
第三产业包括运输、护理和营销等多种职业。这些职业可分为：
本地服务：面向个体消费者、与生产同时同地提供的分销性和个人性非贸易服务；以及
可贸易的市场商业服务——需求来自企业的知识密集型活动（Ciarli et al 2012）。
如今，约7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本地服务生产。这些服务虽然不可或缺，但不过是繁荣的结果，而增长的引擎则在于可贸易服务部门。莫雷蒂（2010）在一项近期研究中估计，每新增一个高技能服务岗位，会在本地市场创造五个新职位。这一乘数效应的部分原因可以由技能溢价来解释，它加强了这些高薪工人对本地服务的需求。市场规模还以许多其他方式惠及本地企业家：降低知识扩散的成本和时间，提供更大且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更低价的供应商，以及由乘数效应最初塑造的更大本地需求。这些力量解释了工人从中小城市流向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现象。
图2。各县分行业的长期区位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十年一次的记录自行计算。
图2显示，正如主流文献所论证的那样（Kim 1995，Krugman 1991），在20世纪，第三产业在地理上日益分散，而制造业和农业更容易集聚。对更小地理单元和更精细行业尺度的研究表明，这一模式只在1980年代之前成立，此后熟练服务人员开始比制造业更多地集聚。这一效应看起来可能不大，因为知识服务集群分布在大城市中；这些集群遍布全国，乘数效应又缓和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与综合服务的集聚，但大都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反差很大，且不断扩大。正如莫雷蒂所言，“比起传统产业，知识经济具有内在的地理集聚倾向”（2010）。
重新审视二元经济
“我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美国：红色对蓝色、黑人对白人、有产者对无产者”，莫雷蒂（2010）如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在美国地理空间上的部门分布，体现了推动整体经济的少数巨型都市与美国农村之间的反差与演变。胡佛指数衡量的是员工分配相对于全国分布的失衡程度。
图3。各县第一产业就业的胡佛指数，1930年和198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记录自行计算。
图3显示，大多数县的农业就业比重高于全国水平。换言之，图中这一大片红色区域代表了人口稀少县中相当大比例的农业从业人员，那里土地资源丰富，因此土地与劳动的比例很高。此外，凡是1930年农业相对份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到1980年这种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图4。各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的胡佛指数，1930年和198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记录自行计算。
另一方面，根据图4，高技能工作岗位的比重在美国各地似乎都难以实现，其中大多数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大城市附近的少数县集群超过全国比例，并且生产出足以满足全国需求乃至用于贸易的服务。到1980年，高技能服务就业比重较高的县也吸引了更多高技能工作岗位。
巧合的是，农业从业人员的分布似乎与高技能服务工作的负向失衡相重叠。图3中的大部分红色区域在图4中为蓝色或白色，因为高技能服务工人的分布与大型本地市场的存在有关，而这只有在土地与劳动比例很低（即拥挤地区）时才会发生。与农业不同，服务业的本地性质解释了为何其集聚未被较大地理尺度的分析所发现。
换言之，大城市正专业化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并吸引来自小城市的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工人。结果，小城市的工人因担心沦为美国农村的一部分而离开家乡。县际不平等正在加剧，但分布上端的大都市区彼此之间变得更加平等（Desmet and Fafchamps 2005）。
对这一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是任何非农业活动区位形成的原因。市场效应对服务业的影响大于制造业，而对知识服务业则翻倍。与此同时，自然禀赋对农业生产最为重要，并且似乎阻碍了大市场的形成。由此，专注于知识服务的城市进入了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小城市和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则因缺乏集聚经济效应而受损。莫雷蒂解释道：“在这种背景下，初始优势至关重要，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一个城市的成功会促进更多成功（……）。未能吸引技术型工人的社区会进一步落后。”换言之，先决条件决定了产业的区位，尽管美国历史表明，经济政策可以改变经济的命运。
对地方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
1950年代，底特律、克利夫兰和阿克伦等工业城市经历了城市衰败，导致其经济长期放缓。相比之下，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的市场涌入了大量技术型劳动力，至今仍保持繁荣，并稳居城市化排名前列。大型首都提供溢出效应和更大的市场潜力，增加了增长前景。
过去的例子可以为萧条地区带来经济复苏的希望。爱达荷州（又称“马铃薯之州”）在20世纪早期是全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供应地之一；然而平均收入较低，城市地区也较小。1950年代，政府利用大量闲置土地，在附近的沙漠中建立了National Reactor Testing Station。这一研究中心成为国际参照，吸引研究人员迁往Idaho Falls。随着本地需求和人口增长，平均工资也随之提高。若非政府召集技术工人前往该地区，Idaho Falls绝不会如此繁荣。
结语
总之，知识服务对经济具有自我维持的价值。地方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吸引高技能工人进入某一地区来促进增长；乘数效应最终将扩大本地市场。然而，城市繁荣不仅在城市集群与人口较少地区之间制造了不平等，也在城市内部制造了不平等。国家政策可以通过强化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来缩小这种差距。
参考文献
Broadberry, S（1998），“美国和德国如何超越英国？1870—1990年生产率水平的部门分析”，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8(2): 375–407。
Carter, S 和 R Sutch（2006），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Vol 2, Work and Welfa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fts, N 和 A Klein（2012），“理解制造业带：1880—1920年美国工业区位的决定因素”，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2(4): 775–807。
Ciarli, T, V Meliciani 和 M Savona（2012），“知识动态、结构变化与商业服务的地理格局”，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6(3): 445–467。
Desmet, K 和 M Fafchamps（2005），“美国各县就业空间集中度的变化：1972—2000年的部门分析”，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5(3): 261-284。
Kim, S（1995），“市场扩张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美国区域制造业结构趋势，1860—1987”，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 881–908。
Krugman, P R（1991）， Geography and trade，MIT press。
Moretti, E（2010），“本地乘数”，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100: 373-377
____________（2013），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Houghton Mifflin Hart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国际劳工组织（ILO）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美国社区调查，五年期估计。
_________________ 人口与住房普查十年一次记录。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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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xandra Lopez-Cermeño 是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经济史博士候选人。
图片：早间通勤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REUTERS/Brendan McDerm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