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厘清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及现状，可能并非易事。以经济学家所说的可支配收入分布为例，也就是计入税收以及失业保险、政府养老金等政府转移支付项目影响后的收入分布。按照这一衡量标准，在包括德国、英国和挪威在内的19个高收入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
但美国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此之高，究竟是因为其市场收入分布——即通过工作或持有金融资产获得的收入分布——远不如其他国家平等，还是因为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项目发挥的作用不及其他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证据 表明 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LIS是一个收集家庭收入国际数据的组织，其数据显示，美国的市场收入分布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大致相当。美国只是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落后了。
但对这些数据的一项新评估实际上表明，美国应更多关注市场收入分布。LIS中心的Janet Gornick和Branko Milanovic再次 审视 了这些数据，但做了一项重要调整。他们只考察了家庭成员年龄均在60岁以下的家庭的收入分布（包括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在美国，年长劳动者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更长，其收入中来自劳动所得的部分也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年长劳动者。美国一位62岁的人必须工作更久、赚取更多劳动收入；而居住在欧洲国家的退休人员则可以依靠政府项目。欧洲国家的老年家庭在市场收入方面因而显得贫困得多，这又使这些国家整体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看起来高得多。
因此，当Gornick和Milanovic将分析范围限制在成员年龄均在60岁以下的家庭时，美国在市场收入不平等方面便显得更加突出。此外，两位研究人员发现，美国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所减少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当。
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正如Paul Krugman 指出的那样，这一结论对政策的影响相当重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关注市场收入分布相关政策，即耶鲁大学政治学家Jacob Hacker所称的“预分配”。本周早些时候，Eduardo Porter在《 专栏 》中概述了其中一些潜在政策，该专栏刊登于 《纽约时报》 。他列举了几项构想，包括牛津大学经济学家Anthony B. Atkinson在一本新书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工会，以及重视 反垄断政策。
但Atkinson还建议提高收入阶梯最顶端人群的税率。提高税率的目的并非只是增加政府收入，而是减少企业高管争取更高薪酬的动机。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mmanuel Saez以及哈佛大学的Stephanie Stantcheva也提出了 类似的论点。
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虽有区别，但我们必须记住，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也会影响市场收入。而且，这种影响并非只发生在收入阶梯顶端，正如Atkinson以及Piketty、Saez和Stantcheva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经济体更慷慨的退休保障项目使留在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减少；如上所述，这会影响市场收入分布。
Gornick和Milanovic的论文及其他证据表明，我们应更多思考市场收入分布，而非再分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针对后者的政策也会影响前者。
本文由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 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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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ick Bunker是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的政策分析师。
图片：这张示意图中可见美元纸币。REUTERS/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