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心究竟有多重要?

经济信心究竟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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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保守派关于预算赤字的论述概括为“债券义警”和“信心仙女”。除非政府削减赤字,否则债券义警就会推高利率,迫使政府屈服。但如果政府真的削减赤字,信心仙女就会给予奖励,刺激私人支出,其增幅超过削减支出所造成的抑制。

克鲁格曼认为,“债券义警”的说法或许对希腊等少数国家成立,但他指出,“信心仙女”并不比收集孩子乳牙的仙女更真实。经济低迷时削减赤字绝不可能带来复苏。政治言辞可能阻止一项好政策得到采纳,却无法阻止它取得成效。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让坏政策奏效。

最近,我在《纽约书评》的一场活动上与克鲁格曼就此观点展开辩论。我认为,不利预期可能影响政策的结果,而不仅仅影响政策被采纳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借款不过是延后征税,他们可能会增加储蓄,以应对预期中的未来税单。

经过反思,我认为自己错了。信心因素会影响政府决策,但不会影响决策的结果。除极端情况外,信心不能让坏政策产生好结果,缺乏信心也不能让好政策产生坏结果;这就像有人误以为人类会飞而跳出窗外,也无法抵消重力的作用。

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期间,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印证了这一点。起初,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危机。这避免了大衰退演变成第二次大萧条。然而,在经济触底之前,刺激措施就被关停,紧缩政策——主要通过削减支出来加快消除预算赤字——成了当时的主导做法。

疲惫不堪的政治精英缓过气来后,便开始讲述一个旨在排除进一步财政刺激的故事。他们坚持说,经济低迷是财政挥霍造成的,因此只能靠财政紧缩来治愈。而且不是随便什么紧缩:必须削减面向穷人的支出,而非富人的支出,因为这类支出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任何凯恩斯主义者都知道,经济低迷时削减赤字是糟糕的政策。毕竟,经济低迷的定义就是总支出不足。试图靠减少支出来解决问题,就像试图靠放血治病一样。
因此,人们自然会问哈佛大学的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肯尼斯·罗戈夫等支持放血疗法的经济学家:他们凭什么认为这种疗法会奏效?他们的回答是,相信疗法会奏效——也就是信心仙女——就能确保它成功。

更确切地说,阿莱西纳认为,单靠放血会使病人的状况恶化,但它对预期的有利影响会超过其削弱身体的作用。在康复保证的鼓舞下,奄奄一息的病人会跳下床,开始跑步、跳跃并正常进食,很快便恢复全部精力。放血派还拿出了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声称这种情况在少数案例中确实发生过。

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希望削减公共支出的保守派,发现“债券义警/信心仙女”的故事非常合乎他们的目的。大肆渲染以往的财政挥霍,让债券市场攻击负债沉重的政府显得更可信(也更有可能发生);信心仙女则承诺,财政节俭会让经济更具生产力,因而得到奖赏。

在阿莱西纳等教授的帮助下,保守派信念可以转化为科学预测。而当阿莱西纳的疗法未能带来迅速复苏时,借口显而易见:实施力度还不够,因而不够“可信”。

这场疗法——如果称得上疗法的话——最终姗姗来迟,比原计划晚了好几年;它并非通过财政放血实现,而是靠大规模货币刺激。昏昏沉沉的病人最终踉跄着站起来后,财政放血的拥护者便得意地宣称,紧缩政策奏效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很简单:经济低迷时实行紧缩政策行不通,原因与中世纪的病人放血疗法从未奏效一样:它削弱人,而非增强人。在政策因果关系之间插入信心仙女,并不会改变政策的逻辑,只会暂时掩盖这一逻辑。经济复苏或许会在财政紧缩之下到来,但绝不会是由财政紧缩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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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英国科学院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员,英国上议院议员。

图片:钞票被抛向空中。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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