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娅·戈尔丁 写道，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口号是“女性每挣1美元，男性挣59美分”，而近来争取薪酬平等的运动则采用了“女性每挣1美元，男性挣77美分”这一说法。
克劳迪娅·戈尔丁 写道，在上个世纪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诸多进步中，男女角色趋于融合是最重大的变化之一。男女之间的差距在劳动力参与率、有偿工作时长、家务时长、终身劳动力市场经验、职业、大学专业和教育方面均有所缩小；在教育方面，女性已经超过男性。
桑德拉·布莱克和亚历山德拉·斯皮茨-奥伊纳 写道，在探究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的可能原因时，大多数研究关注教育和经验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变化对女性比对男性更有利。 弗朗辛·布劳和劳伦斯·卡恩 写道，美国性别薪酬差距的缩小在20世纪90年代放缓，而性别特有因素似乎是这一趋同减速的根源。很难判断这是否只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缩小过程中的暂时停顿，还是这一趋势更长期的停滞。
剩余部分与歧视
克劳迪娅·戈尔丁 写道，随着男女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趋于一致，性别工资差距中可解释的部分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因此，差距中的剩余部分相对于可解释部分有所上升。
丹尼尔·库恩 写道，利用回归中的条件均值差异来论证差距是虚构的，极具误导性，也是一种错误。每当有人援引阿奎特的说法，或在国情咨文中提到“女性每挣1美元，男性挣77美分”，随后便有人站出来声称工资差距是“神话”或“谬论”，仅仅因为差距的不同成因可以得到解释时，我就会对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感到沮丧。有些人很容易就做出下面这样的分析：
1. 在工资回归中加入一大堆控制变量。
2. 指出这样做会缩小男女之间的条件均值差异。
3. 把差距称为“神话”或“谬论”。
在另一篇文章中， 丹尼尔·库恩 写道，不能只控制职业和专业就了事，因为人们会根据预期工资选择职业和专业，而这一选择过程会影响观察到的工资分布。如果你熟悉罗伊模型，就会知道这正是它的基本观点；该模型在劳动经济学中有多种应用。这也类似于卢卡斯批判，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理解和识别结构模型的必要性。这里的要点很简单，任何上过计量经济学课的人都应该马上明白：职业选择在工资回归中是内生的。对职业进行控制，也会把部分工资差异一并控制掉。
对剩余部分的一些解释
克劳迪娅·戈尔丁 写道，对一些人来说，同一职位的收入差异源于实际歧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女性议价能力较弱、竞争意愿较低。还有人将其归咎于雇主晋升标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由男女离职概率不同造成的。 Wonkblog 也提到，研究表明女性可能更愿意接受非货币形式的工作报酬，例如医疗保险。
克劳迪娅·戈尔丁倾向的解释是，之所以存在这种差距，是因为在许多职业中，若在特定时段工作，且工作时长更连续，每小时劳动的价值就会更高。也就是说，在许多职业中，收入与工作时长之间并非线性关系。灵活的工作安排往往代价高昂，在企业、金融和法律领域尤其如此。
《2015年总统经济报告》 中关于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政策经济学的章节指出，工作场所适应家庭结构变化的速度较慢。企业为帮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可以提供两项最重要的政策：带薪休假和工作场所灵活性。带薪休假包括家庭假、病假及其他休假，允许员工带薪离岗照顾自己或家庭成员。工作场所灵活性通常指允许员工通过弹性或非标准工时、远程办公政策或替代工作地点，调整工作时间或地点的安排。它还可以包括部分就业选项，例如工作分担和老年员工分阶段退休。
乔丹·韦斯曼 写道，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不保证为新手妈妈提供带薪休假的国家之一，另外两个国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阿曼。我们对兼职员工的保障也很少，这使女性在有了孩子后更难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弗朗辛·布劳和劳伦斯·卡恩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美国的家庭政策更接近欧洲，2010年美国女性就业率本可高出7.2个百分点。
本文最初发表于 Bruegel Blog。 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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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雷米·科恩-塞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也是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的暑期助理实习生。
图片：泰国候任总理英拉·西那瓦在曼谷为泰党总部与经济团队会面。路透社/苏克里·苏克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