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人类福祉与发达国家相比如何?

拉丁美洲的人类福祉与发达国家相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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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福祉随时间推移改善了多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拉丁美洲处于什么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否扩大了?原因何在?

福祉趋势此前一直以人均GDP为基础加以描绘(Bulmer-Thomas 2003;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然而,随着发展日益被视为一个多维过程,学界提出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生活水平研究方法(Astorga等,2005;Bértola and Ocampo 2012)。

新的答案可借助一项新的“历史人类发展指数”给出,该指数始于1870年——这一时期,健康领域的大规模改善在疾病的细菌理论传播(Preston 1975;Riley 2001)以及初等教育发展(Benavot and Riddle 1988)的推动下开始启动——终于2007年,即大衰退前夕(Prados de la Escosura 2015a、2015b)。

一项新的历史人类发展指数

这一历史人类发展指数显示,自187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人类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尤其是在1900至1980年间;2007年的指数水平是1870年的九倍。

历史指数的走势与实际人均GDP的走势并不相符(见图1)。1870至2007年间,人类发展(不含收入维度)的增速快于实际人均GDP,但更明显的背离出现在1930和1940年代的全球化逆转时期。当时,随着世界大宗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瓦解,实际人均GDP增速放缓,而更好的健康与教育实践却广泛普及,使人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自1970年以来,人类发展的推进速度未能跟上经济增长;1980年代形成鲜明反差,人均收入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福祉却出现了温和改善。

图1。实际人均GDP与人类发展(不含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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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人类发展的驱动因素

从长期看,社会维度推动了拉丁美洲人类发展的进步。在20世纪上半叶,预期寿命所占份额较大(见图2)。相反,知识获取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下半叶发挥了主导作用。

图2。 拉丁美洲历史人类发展指数(HIHD)增长的驱动因素,1870—2007年(%)

第一次健康转型(即持续降低死亡率、提高存活率的阶段,传染病让位于慢性病)(Riley 2005)在拉丁美洲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938至1950年间。

直至20世纪中叶,寿命的大幅延长与医学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相关,例如疾病的细菌理论传播(1880年代)、新疫苗(1890年代)、用于治疗传染病的磺胺类药物(1930年代末)以及抗生素(1950年代)(Easterlin 1999)。经济增长也通过营养改善(增强了免疫系统并降低了发病率)(Fogel 2004)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促进了寿命的延长。

然而,在拉丁美洲,这一进步往往并非通过广泛使用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治疗传染病实现的——这类药物对低收入人口而言大多难以获得——而是通过低成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卫生习惯的推广实现的,且常常发生在经济停滞时期(Riley 2001)。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早期阶段的第一次健康转型耗尽,拉丁美洲的寿命增长放缓。

拉丁美洲与发达世界

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1900至1980年间拉丁美洲实现的是不完全的追赶,这是涵盖所有发展中地区的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图3)。预期寿命仅在1938至1950年间对追赶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教育是追赶的主导维度,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1980年代除外)。

图3。拉丁美洲HIHD相对经合组织的追赶情况,1870—2007年(%)

20世纪之交,发达国家开始了第二次健康转型,老年人死亡率随之下降——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得到了更有效的防治,且其童年期的健康与营养状况也更好(Cutler等,2006)。拉丁美洲未能参与这一第二次健康转型,这有助于解释该地区在人类发展方面为何落后。

拉丁美洲相对于经合组织的位置,在人类发展(不含收入维度)与人均GDP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期间,拉丁美洲经历了持续的追赶,在长期停滞之后,其人均GDP达到经合组织水平的近三分之二。自1950年以来,拉丁美洲有所下滑,到21世纪初,仅相当于经合组织水平的四分之一。

人类发展与基本需求

全面描绘人类发展需要纳入个人在选择生活方式上所拥有的机会,其中包括行使政治能力、影响公共决策(Sen 1999;Ivanov and Peleah 2010)。

古巴的案例形成了极端反差:一方面,其在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制度限制了自由与能动性,人们的选择空间(即人类发展的核心)并未得到拓展。同样的告诫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法西斯主义及其他极权政体,它们在拉丁美洲各地压制了自由与能动性。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自195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人类发展与民主化呈正相关,且随着发展水平提高,二者的关联日益增强。

一个发展之谜

一个发展之谜由此浮现,引出若干关键问题。

为什么在长时期内,人均GDP与人类发展的趋势并不相关,而人均收入的提高无疑有助于改善营养、健康与教育?原因更多在于公共政策(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福利国家的兴起),还是在于医疗技术是一种公共产品?事实上,为什么在第一次健康转型完成之后,预期寿命不再是全球人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什么拉丁美洲在第二次健康转型中被远远落下?是由于缺乏公共政策,还是由于新医疗技术的不平等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因收入不平等而导致的健康与教育获取受限起到了作用?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更为细致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答案很可能对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Astorga, P、A R Bergés 与 E V K FitzGerald(2005),“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8(4):765-796。

Benavot, A 与 P Riddle(1988),“The Expans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1870-1940: Trends and Issu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1(3):191-210。

Bértola, L 与 J A Ocampo(201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lmer-Thomas, V(2003),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2版。

Cutler, D、A Deaton 与 A Lleras-Muney(2006),“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3):97-120。

Easterlin, R A(1999),“How Beneficient is the Market? A Look at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rtality”,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3(3):257-94。

Fogel, R W(2004),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010. Europe, American and the Third Worl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anov, A 与 M Peleah(2010),“From Centrally Planned Development to Human Development”,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Research Paper 2010/38。

Prados de la Escosura, L(2007),“When Did Latin America Fall Behind?”,载于 S Edwards、G Esquivel 与 G Marquez(编), The Declin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Growth, Institutions, and Crisis,Chicago: NB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5–57。

Prados de la Escosura, L(2015a),“Human Development as Positive Freedom: Latin Americ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EPR Discussion Paper 10613,即将刊于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doi:10.1080/19452829.2015.1056644。

Prados de la Escosura, L(2015b),“World Human Development, 1870-2007”,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1(2):220-247。

Preston, S H(1975),“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udies 29(2):231–248。

Riley, J C(2001), Rising Life Expectancy. A Global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ley, J C(2005),“The Timing and Pace of Health Transitions Around the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4):741-764。

Sen, A K(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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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andro Prados-de-la-Escosura,牛津大学哲学博士(D. Phil.)及马德里Complutense大学博士(Ph.D.),现任马德里Universidad Carlos III经济史教授。

图片:里约热内卢著名的“耶稣基督像”映现在一座建筑的玻璃幕墙上。REUTERS/Ricardo Mor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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