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平等与低社会流动性：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流动性较低。国际比较表明，这些指标彼此相关：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往往社会流动性较低，衡量依据是代际收入持续性（Corak 2006）。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 Alan Krueger 将这种关系推广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我们将自己的数据与 Chetty 等人（2014）的数据结合，构建了一个类似的美国各州“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如图1所示，其形态与国际模式相似（Kearney and Levine 2014a）。
图1。美国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注释：收入持续性是基于 Chetty 等人（2014）得到的相对流动性指标。50/10 比率由作者计算。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实现机会平等，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理应看到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因此，美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上的排名不佳令人担忧，也使人们对“一个孩子的成功机会独立于其家庭背景”这一命题产生了一些怀疑。
美国的高收入不平等与高中辍学率
然而，如果美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上的位置会以某种方式自我延续，就尤其令人担忧。也就是说，如果高度不平等和低流动性影响弱势青年的行为，进一步降低他们成功的机会，那么不平等可能开始呈现恶性循环的态势。本文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具体而言，我们考察高收入不平等（以收入分布底部与中部之间的差距衡量）和低社会流动性是否会对弱势青年的高中辍学率产生因果影响——这一决定会对他们攀登经济阶梯的能力产生重要后果。图2显示，各州的收入不平等与辍学率存在相关性。本文旨在评估这种相关性是否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图2。不平等与高中未完成率之间的关系
为了衡量收入不平等，我们关注收入分布第50百分位数与第10百分位数之比。我们选择这一指标，是因为收入分布低端与中部之间的距离，似乎比低端与分布顶端之间的距离更能反映弱势青年的处境。我们的数据证实，与其他收入分布指标相比，辍学率对50/10比率的反应更强。为了衡量社会流动性，我们采用 Chetty 等人（2014）提供的代际收入持续性指标，该指标反映父母排名每提高一个百分位，子女的百分位排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以个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青少年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替代指标。尽管这并非完美的衡量方法，但它与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度相关，而且在我们使用的各个数据集中都有提供。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加剧，但这主要归因于收入分布顶端收入的增长。相比之下，以50/10比率衡量的低端不平等相对稳定。社会流动性的情况也一样。不过，各州和大都市统计区（MSA）之间的低端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存在显著且持续的差异。我们利用这种持续的地理差异，探究不平等和流动性对弱势青年未来经济前景的影响；在本分析中，这一前景体现为他们是否决定从高中辍学。
尽管我们关注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对辍学率的因果影响，但不平等与流动性高度相关，因此很难区分二者各自的独立影响。为便于阐述，我们将收入不平等称为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而不反复说明我们同时关注不平等和流动性。同样，为便于阐述，我们将讨论各州之间的不平等差异，但我们也考察大都市统计区之间的差异。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评估长期处于高不平等地区的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是否更有可能辍学。在高不平等州，如果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辍学率都较高，就说明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是该州的其他因素。然而，如果不平等具有因果影响，我们预计经济阶梯底层的人受影响最大，而这正是我们的发现。
我们发现，50/10比率每提高一个点——大致相当于从低不平等州转到高不平等州——低社会经济地位男生高中辍学的可能性就会提高4.1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女生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收入不平等会导致低收入青年减少教育投入，这一发现与标准人力资本模型的预测相矛盾。该模型预测，教育回报越高，个人就应越倾向于接受更多教育。为直接考察这一点，我们估计了一个扩展模型，其中纳入高中毕业生与辍学生之间的工资差异指标。控制这一工资溢价后，50/10比率对高中辍学率的估计正向影响并未改变。但与此同时，数据确实显示工资溢价与高中辍学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数据清楚表明，两种影响相互抵消。
以工资回报形式体现的不平等，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层面总体收入不平等则对低收入青年的教育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这只是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影响吗？
我们方法的一个局限是，可能把不平等的影响与州际间其他持续存在的差异混为一谈；这些差异与不平等相关，并且对低收入青年的教育结果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可能的例子包括收入分布的其他特征、劳动力市场的产业构成，或某州的人口特征（例如少数族裔人口构成或单亲家庭比例）。我们直接比较这些条件与低端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青年辍学率影响的模型。在每种情况下，数据都清楚显示，收入分布底部与中部之间的差距会导致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完成高中学业的比率下降，而且这一估计影响的幅度在不同模型设定下都相当一致。
随后，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分析，旨在找出推动收入不平等与高中辍学率之间联系的中介因素。我们考察了观察到的联系是否由按种族或收入划分的居住隔离程度，或公立学校经费造成。数据并不支持这些机制。
我们还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最后一种替代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关系可能源于相关人群先天能力的分布。也许由于某种原因，较不平等地区的低收入青年能力较低。如果确实如此，我们的结果反映的将是人群的潜在能力，而非收入不平等本身。为调查这一可能性，我们将低收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能力的替代指标纳入模型。纳入 AFQT 分数后，我们对不平等影响高中辍学率的估计值有所下降，但仍发现二者存在很强的关系。所有这些方法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平等与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辍学的可能性存在因果关系。
机会缺失的自我延续影响
那么，为什么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会提高低收入高中生的辍学率？有一类理论我们无法直接通过实证检验，但仍是值得考虑的解释，即聚焦于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Watson and McLanahan 2011）、对自己在社会中相对位置的认知（Luttmer 2005），或对自身成功机会的感知（Kearney and Levine 2014b）的理论。我们假设，观察到的关系可以用 Kearney and Levine（2014b）所述的“经济绝望”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关注年轻未婚女性生育子女的决定，但其解释力也很容易延伸至辍学行为。其观点是，低端不平等加剧会扩大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进而使低收入青年觉得经济成功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认为自己攀登经济阶梯的可能性或许会降至一个不再值得继续投资教育的水平，从而导致学生辍学。
如果正如我们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高度不平等和低流动性会影响低收入学生的行为，进一步降低他们成功的机会，那么弱势学生缺乏机会就可能自我延续。这一结论凸显了相关政策的重要性：既要让低收入青年有理由相信自己有机会攀登经济阶梯，也要使这些机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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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stan, L, F Ferreira, H Winkler, and E Zolt（2013），“收入不平等加剧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影响：来自美国市政当局和学区（1970-2000）的证据”，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95(4)：129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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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tmer, E F P（2005），“邻居作为负面参照：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经济学季刊》，120(3)：963-1002。
Watson, T（2009），“不平等与美国社区收入居住隔离的衡量”， 《收入与财富评论》，55(3)：820-844。
Watson, T and S McLanahan（2011），“婚姻与邻里攀比：相对收入、身份与婚姻状况”， 《人力资源杂志》，46(3)：482-517。
本文由 VoxEU 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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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elisa S. Kearney 是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Phillip Levine 是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系主任。
图片：学生参加考试。REUTERS/Vincent Kess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