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联盟如何影响贸易?

货币联盟如何影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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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近来带来了不少痛苦。EMU的益处——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益处——往往很难看清和衡量。由于货币联盟降低了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原则上它可能会促进贸易。事实如此吗?关于EMU是否存在这种促进贸易的效应,以及任何货币联盟是否会影响贸易,争议颇多。在最近对相关文献的综述中,Head和Mayer(2014)写道:

“共同货币对贸易的影响一直颇具争议。对104项估计取平均后,我们得到0.79,相当于贸易额翻倍。这远小于Rose(2000)的初始估计;他将货币联盟系数定为1.21,这意味着贸易额增加两倍以上。然而,元分析的平均值显著高于近期一些研究的首选估计。Baldwin(2006)综合了一系列主要聚焦欧元的论文,认为货币效应约为30%。Santos Silva和Tenreyro(2010)发现,在考虑到欧元区成员在采用共同货币之前贸易一体化程度就已很高之后,欧元对贸易几乎没有影响。Berthou和Fontagné(2012)使用法国企业的企业层面出口数据,发现影响仅在统计上微弱显著,幅度为5%,且主要来自生产率最高企业的平均出口额。Frankel(2010)发现了较为乐观的15%贸易增幅,这一增幅约需5年才能实现,之后趋于稳定。”

作为这项研究的早期参与者之一,我们对这种局面负有很大责任。在我们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 的2002年论文中,我们使用1998年以前的数据,借助当时的传统引力模型估计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

“在这一样本期内,许多国家退出了货币联盟;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它们的双边贸易出现了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显著的下降。假定这种效应具有对称性,我们估计,一对国家开始使用共同货币后,双边贸易额会接近翻倍。”

现在看来,重新审视我们早先的看法正当其时。如今,我们拥有关于人们最关注的货币联盟EMU的15年数据;研究方法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 那么,在评估EMU对贸易的影响较小时,批评者的判断是否正确?

重探Glick-Rose研究

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Glick和Rose,2015),我们利用EMU时期的数据探讨三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旨在质疑我们早期研究的结果;那项研究曾引发很大争议。

首先,我们检验早先关于加入和退出货币联盟效应对称的假设是否得到数据支持。我们2002年论文的数据集仅包括1998年以前加入货币联盟的16次转换,却包括退出的130次转换。鉴于加入货币联盟的数据稀少,我们明确假定加入与退出的效应对称。如今,EMU时期大量的加入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数量不可忽视的加入观测值,因此我们可以检验这一假设。

第二个问题与此相关:EMU是否具有类似其他货币联盟的贸易效应?我们2002年的论文没有纳入EMU数据,因此我们对1998年以前的数据是否适用于EMU持谨慎态度:

“注意事项。我们的结果在适用性方面存在问题。由于样本截至EMU成立之前,样本中的大多数货币联盟涉及的国家规模较小、较贫穷,或两者兼具;因此,我们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EMU。”

最后,我们要问,自我们2002年的论文发表以来,贸易流量实证建模方面(诸多)进展,对于估计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是否具有实质意义。在早期研究中,我们努力确保结果不会严重依赖于具体方法。例如,我们写道(着重部分为后加):

“总结而言, 多种不同的 面板估计方法都得出结论:货币联盟对贸易具有强烈的正面影响。……我们的固定效应估计表明,在其他诸多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加入/退出货币联盟会使双边贸易额大致翻倍/减半。这一结果不仅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显著,而且似乎相当稳健……”

“这一结果在经济意义上幅度很大,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而且似乎不受我们方法中若干调整的影响。”

过去十多年间,这一领域出现了大量方法论研究,其中或许最重要的是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以及Santos Silva和Tenreyro(2006)的贡献。我们利用这些进展,采用较新的技术估计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

我们的发现有三点,一喜两忧。令人欣慰的是,关于加入和退出货币联盟效应对称的假设看来尚可成立。不幸的是,这一假设也缺乏说服力、意义不大,并受到其他结果的削弱。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EMU的贸易效应不同于其他货币联盟。但最令人不安的是,估计货币效应对贸易影响时所采用的具体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实至关重要。影响很大。总体而言,我们没有发现EMU促进贸易的一致证据。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有把握地估计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

细节,还是细节

十五年后,数据表明货币联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结果汇总于图1,其中列出了四种不同估计方法的点估计及其95%置信区间。我们利用了大型面板数据,涵盖200多个国家、66年的观测值;我们还区分了一般货币联盟效应与EMU的效应。

假设将数据简单汇总,不纳入任何固定效应;这种估计结果显示在图1最左侧。2 这些结果会让人得出结论:EMU对贸易基本没有影响(估计值标为“EMU,汇总”),而一般货币联盟则产生了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都巨大的影响(“货币联盟,汇总”)。但如今已无人认真看待这类统计模型。纳入固定效应已是惯例;在我们2002年的论文中,我们加入了双边固定效应,以控制一对国家共有且随时间保持不变的任何特征(例如两国间距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或接壤等)。纳入双边固定效应会大幅降低对货币联盟平均效应的估计值,同时显著提高EMU效应的估计值。后者显示在图中偏左的中间位置,两者都接近我们2002年论文的基准估计值0.65,如图中的水平线所示。这是一个很大的效应;0.65的估计值意味着贸易额增加约92%(e^0.65−1≈)。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图1。货币联盟贸易效应的不同估计值

不过,过去十五年间情况已有变化,这些贸易模型也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改用更现代的出口模型,并采用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固定效应,结论又一次改变;估计结果显示在图中偏右的中间位置。这些估计意味着EMU对出口有巨大负面影响,而其他货币联盟则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已经困惑了吗?还有更多。将双边固定效应加入这一模型——数据支持这样做——会降低货币联盟效应,但其仍为正且显著;同时,结果显示EMU对出口的正面影响更大。这最后一组估计由Baldwin和Taglioni(2007)倡导,显示在图1最右侧。3 如果认真对待Baldwin和Taglioni的结果——谁又能不认真呢?——那么货币联盟会使出口增加35%(因为e^0.30−1=0.35),而EMU的影响更大。

但分析还没有结束。考虑到数据的诸多特征(例如缺失或为零的贸易观测值),采用Santos Silva和Tenreyro(2006)倡导的泊松估计法进行更复杂的估计,似乎是合理的。对完整面板数据进行泊松估计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按年份对截面数据逐年估计并不困难。图2列出了泊松估计结果以及相应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两者均纳入完整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固定效应,以及引力模型控制变量)。令人不安的是,货币联盟对出口影响的泊松估计值随时间大幅波动,而且很少与更稳定的最小二乘估计值重合;事实上,在样本期后半段,两者的符号往往相反!4 图2下半部分所示的EMU对应结果也有同样情况;泊松估计值的平均数为0.27,比其最小二乘对应值小一个数量级,而且符号相反!我们的分析有一项强烈且令人不安的结果:具体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影响很大,这削弱了人们对任何正面发现的信心。

图2。货币联盟对出口影响的截面估计

150615-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影响 voxeu 图表

我们的核心结论

你困惑吗?我们也困惑。我们展示了多种不同估计方法的结果,大体上按照合理性和学术可信度由低到高排列。最终,我们采用了一种估计方法,其结果表明EMU至少对出口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如果必须做出定量判断,这就是我们的结论。然而,不同方法间结果的转换与反转,让我们对任何大胆断言都感到不安。因此,我们的核心结论很简单:目前,我们还无法有把握地估计货币联盟,尤其是EMU,对贸易总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Anderson, James E和Eric Van Wincoop(2003),“Gravity and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美国经济评论》 93(1),170–192。

Baldwin, Richard和Daria Taglioni(2007)。“Trade Effects of the Euro”, 《经济一体化杂志》 22(4),780–818。

Glick, Reuven和Andrew K. Rose(2002)。“Does a Currency Union Affect Trade? The Time-Series Evidence”, 《欧洲经济评论》 46(6),1125–51。

Glick, Reuven和Andrew K. Rose(2015)。“Currency Unions and Trade: A Post-EMU Mea Culpa”,CEPR讨论论文10615。

Head, Keith和Thierry Mayer(2014)。“Gravity Equations: Workhorse, Toolkit, and Cookbook”,第3章,载于Gopinath G、E. Helpman和K. Rogoff(编), 《国际经济学手册》 第4卷(Elsevier,阿姆斯特丹),131–95。

Santos Silva, J.M.C.和Silvana Tenreyro(2006)。“The Log of Gravity”,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 88(4),641–658。

脚注

1 我们也变老了,即便未必更明智;问问我们的孩子就知道了。

2 统计模型始终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其他传统引力模型控制变量(例如距离、产出、语言等)。

3 图1最右侧的估计值中包含超过55,000个固定效应。

4 图2还纳入了Head和Mayer(2014)建议使用的“MaMu”统计量年度估计值;该值在整个时期有所波动,但通常接近1,表明泊松估计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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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uven Glick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究部国际研究组副总裁。Andrew K Ros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经济分析与政策组B.T. Rocca Jr国际商务教授。

图片:2009年3月6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集装箱船驶离布勒湾。路透社/Andy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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