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让人们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且重要的，他们就一定会采取行动。这一直观想法是向公众传播气候变化信息的诸多努力的基础。
这一做法最初在提升公众意识和支持度方面非常成功，但任何关注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争论”的人都能看出，那些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极难被说服。
在 一项研究 （发表于《Nature Climate Change》）中，我和同事发现，如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人们就会支持相关行动。
支持度下降
气候变化作为公共议题的重要性在 美国等国家自2007年以来一直呈下滑趋势，并且 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相对较低的优先事项。
要重振人们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我们或许需要考虑除仅仅说服人们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之外的其他方案。与其试图说服人们气候变化比他们的其他关切和目标更重要，不如从这些关切和目标出发，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如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能够减少污染或推动经济发展，那么重视清洁空气或经济增长的人，即使对气候变化本身并不认同或不关心，也可能支持相关行动。气候行动这些更广泛的积极效应通常被称为“协同效益”。
但这些协同效益能否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如果能，不同的协同效益对不同国家的人们是否会有不同的重要性？这些问题正是我们一项大型国际研究项目的重点，该项目考察了来自24个国家的6000多人的看法。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旨在找出在全球范围内激励人们行动的关键协同效益，以帮助形成更有效的气候变化倡议设计与传播方式。
应对气候变化，也解决其他问题
我们询问人们，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包括一系列潜在的协同效益）会使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状况变好还是变坏。
我们发现，人们将这些协同效益归为较大的类别：一类与促进发展相关（如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另一类与减少失调相关（如贫困、犯罪、污染、疾病）。
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们还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人的品格。我们询问人们，采取气候变化行动可能使社会中的人变得更（或更不）关爱他人、更有道德（仁善），以及更有能力、更称职（能力）。
我们将这四类总体协同效益与人们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这些行为包括公共行为（如投票支持绿色议题和开展宣传活动）、私人行为（如减少家庭能源使用）以及财务行为（向环保组织捐款）。
在世界各地，有两类协同效益与人们在公共领域、家庭中采取行动或提供财务支持的动机密切相关。
当人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带来科学和经济进步（发展），并有助于建成人们更加关爱彼此的社会（仁善）时，他们便有动力采取行动。
然而，人们更看重仁善还是发展，存在一个重要差异。让社会更加关爱他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强有力的行动动因，而促进发展的效果则因国家而异。
例如，发展在法国和俄罗斯是强有力的动因，但在日本和墨西哥只是较弱的动因。不过，我们未能找到导致这种跨国差异的系统性原因。
出人意料的是，减少污染、贫困和疾病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最弱的动因，尽管污染和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经常被援引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例如美国的 气候行动计划。
尽管 减缓气候变化将带来这些健康和污染方面的益处，但这些益处似乎并未强烈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意愿。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能以这些方式改善社会，那么他们是否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是否认为其重要，都不影响结果。他们持何种政治意识形态同样无关紧要。
这表明，这些协同效益能够跨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而这些分歧正在阻碍气候变化相关讨论的推进。
让气候政策惠及每个人
这些发现有助于以更具说服力的方式向公众传达气候变化信息，但真正的关键在于确保气候变化相关倡议能够实现这些发展与仁善方面的协同效益。
尽管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机遇已经受到 公众讨论，但气候变化政策如何帮助建设人们更加关爱彼此的社区，可能就不那么显而易见。
碳税或排放交易等“自上而下”的政策，传统上并非有助于建设社区的手段。然而，支持“自下而上”倡议的政策具有这种潜力，例如让当地社区参与增进友谊、强化网络的气候变化活动。
此类社区倡议已被用于 提高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这些倡议也曾在一些 美国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社区中取得成效。 专业知识与支持 正在增加，用于建设这些地方倡议。
现已形成 联合国日益认可的共识 ，即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方法，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方法。
这些发现应当增强那些在12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主张自下而上方法者的立场。如果气候变化政策和倡议能够为经济和社区带来这些协同效益，全球各地的人们就会支持行动。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刊发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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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ul Bain，昆士兰科技大学心理学讲师。
图片：冰块碎片从莫雷诺冰川（Perito Moreno）的一侧剥落。REUTERS/Andres For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