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我们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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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于 The World Bank Jobs and Development Blog。

发展中国家历来通过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工会行动来确定工作安排和薪酬。在其 近期文章 (刊于 IZA World of Labor)中, Carlos Lamarche (来自肯塔基大学)回顾了关于发展中国家集体谈判的现有证据。理解此类安排的影响,可以有效指导循证政策制定,以促进有效的法规和政策。那么,学界对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究竟掌握了哪些认识?

Lamarche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近期的实证证据显示,在企业层面而非行业层面协商工作规则,可能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提升。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有限,以及制度安排的高度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证据较为稀少。在美国和欧洲等较发达经济体,相关证据则较为丰富;其中,关于集体谈判对工资影响的证据丰富,但关于对生产率影响的证据并不充足。

谈判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并不遵循单一模式。拉丁美洲的体制差异极大:阿根廷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其集体谈判覆盖率位居西半球最高之列;而与之不同的是,智利实行分散化的体制。

拉丁美洲为聚焦那些在短期内大幅改变相关制度的国家提供了契机。这使我们得以理解集体谈判改革如何提升生产率,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在整个地区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变了制度,并大幅推行了谈判分权化。

而在拉丁美洲内部,阿根廷是一个尤为相关的案例,因为尽管进行了分权改革,它仍拥有强大的工会和特别高的集体谈判覆盖率。这对于考察集体谈判协议所形成的工作实践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必要的。

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导向改革,将分权化引入其集体谈判体系,具体而言,是从传统且广泛存在的行业性协议(对较低层级的协议具有约束性规范)转向企业层面的谈判。

Lamarche的研究表明,改革前后,阿根廷通过集体谈判达成的工作实践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企业层面的谈判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相关。

分权化改革之后,关于解雇、新技术和培训的工作规则与生产率之间的关联为正,而改革之前则为负。这些结果表明,行业层面的谈判可能因限制管理层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而降低生产率,而企业层面的谈判则更有效率,并能提高生产率。

尽管Lamarche的文章讨论了相关证据,但关于工资谈判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证据,在发展中国家才刚刚开始出现。即便在同一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经济条件以及集体谈判覆盖率和谈判层级也各不相同,这凸显了得出跨国结论的困难。尽管如此,阿根廷的经验表明,将集体谈判分权至企业层面的政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他的研究工作,Carlos Lamarche表示:“在我的文章中,我试图指出目前对发展中国家集体谈判分析所存在的局限性。我发现自己对于从根本上揭示因果关系,以及找到能够轻易在各国之间推广的政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发关于该主题的进一步讨论和分析。我希望未来几代经济学家能够推进知识发展,以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

参考文献及图表来源:
Lamarche, C. (2015)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ZA World of Labor 2015: 183 doi: 10.15185/izawol.183
IZA World of Labor 是一个开放获取的劳动经济学资源,旨在通过以创新方式呈现基于实证的市场研究及相关经济政策措施,以辅助政策制定,满足全球劳动力市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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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ssio Brown于2014年3月加入IZA,担任战略与研究管理总监。

图片:一名二手轮胎摊贩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索韦托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整理其货品。REUTERS/Siphiwe Sib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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