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领域,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堪称研究巨头(据其研究与证据司新任负责人的 招聘启事,该部门有180名专职员工,年度预算为3.45亿英镑)。因此,他们明天就下一轮赋权与问责(E&A)研究资助征询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等的意见,这是个好消息。遗憾的是,我无法参加,但我与乐施会的 Emily Brown进行了一番有意思的交流。她会出席,我们谈到了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关注的想法。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在E&A领域,我们确实需要厘清测量这一棘手问题——比如,如何衡量女性赋权,才能满足结果/性价比评估者所要求的“黄金标准”?更复杂的是,真正的赋权衡量标准是否应由各具体情境中的相关人群决定,而不是由外部资助方决定?我们在衡量这类“难以衡量的效益”方面已有所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DFID能在E&A领域推动一种 正向偏差 方法,我也会非常高兴:与其让非政府组织或研究人员推销自己偏好的E&A灵丹妙药,他们能否先去研究E&A的现状,比如考察各地市政当局,再试着了解表现特别好或特别差的离群案例,就像 Jonathan Fox在墨西哥卓有成效的做法那样?
接下来是关于什么方法有效的问题——当前的主流观点(至少在我的 “与众不同地开展发展工作” 圈子里)认为,单纯的供给侧方法(培训官员)和需求侧方法(激发抗议)孤立地采用都行不通,因此如今重点都放在“召集各方并促成合作”、“集体解决问题”等方面。但至少从表面看,这与其他研究(包括Fox的研究)所指出的 冲突与争议对触发变革的重要性相矛盾。DFID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冲突与改革事件的动态如何与集体解决问题的过程相互作用?
脆弱国家是否有所不同?
如果你相信 Andrew Rogerson和Homi Kharas的说法,援助领域将日益聚焦脆弱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最难开展工作的地方——因此这里有大量研究议题,包括E&A。
我们的经验是,在脆弱和冲突国家,按地方层级(社区、村庄、市政当局)而非国家层级来设计项目(也可能包括研究),往往更有成效。即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这类陷入崩溃的情形下,我们也能开展非常有意思的 社区层面的E&A工作。
除了规模问题,脆弱国家或许还需要更多 渐进式项目规划 (开展大量试验,加快反馈和调整方向,然后再看最终走向何处)。像DFID这样的捐助方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并资助这类工作?在脆弱情境中,对人员和流程的投入至少可能与任何时点的实际成果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看似整齐明确的项目成果很容易被下一场变故一扫而空。
对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的打压
数十个国家的 公民空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外部援助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能做些什么,来维护国内公民社会开展工作的许可?当政治空间极为有限时,如何调整E&A方法,仍然取得成效?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一个想法,是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来绘制、追踪并应对这类限制。
与治理领域携手合作
E&A领域人士的讨论方式与“与众不同地开展发展工作/从政思考与工作”(DDD/TWP)会议上的治理讨论之间存在不小的隔阂。后者正转向一种令我颇感担忧的 自上而下的方法,似乎更关注如何利用政治来取得更好的成果——强调“小写p”的政治,而非赋权边缘化群体的大写P政治。没有什么比性别议题更能体现这一点:在DDD/TWP讨论中, 性别议题常常在关于制度、改革等更具阳刚色彩的主题中消失不见 ;而性别通常是E&A讨论的核心。如果研究既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的原因,又能消除这种差异,那就太好了。
促使非政府组织与研究人员交流
在英国,政府通过 研究卓越框架为大学研究提供资助,该框架日益强调影响力(如果你的课题是12世纪东安格利亚的田野系统,这可会是件头疼事,不过也只能如此)。这理应促使研究人员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他们开展研究,我们双方都扎根一线,而且都很擅长传播信息和沟通。但工作方式、语言、 相互尊重、激励机制、时间安排等方面仍有隔阂,使这类伙伴关系极难建立——DFID能否有意识地推动这类伙伴关系,例如为联合资助申请加分?
当然(Emily要是我不提这一点,肯定会宰了我),他们也绝对应资助与乐施会出色的“让她发声” 女性赋权项目相关的研究。该项目由Emily负责(下方有一段很酷的RSAnimate风格介绍)。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人物、空间与审议”博客。
本文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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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uncan Green博士是乐施会英国分会研究主管,也是发展研究院的访问研究员。
图片:一名卖苹果的女孩在安哥拉城市卢班戈郊外路边等候顾客。路透社/Finbarr O’Reilly




